柳宗元雕塑(文/郭新庆)
《晋文公问守原议》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柳宗元于永州司马任上写了一篇议论宦官之患的文章《晋文公问守原议》。这是我们所见到的他一生唯一一篇专门论说阉祸之作。文章不长，仅有三百余字，分三段合成，可文字受到后人极高的评价。清人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评语卷七说∶“按唐代宦官之祸最烈，是时宦官方典禁旅，子厚借勃鞮(宦官名)以为言，见得国家用人行政，总不可谋及寺人(宦官)。虽极曲折，然步步承接照应，仍是一气相生。”文章的内容从题目上看一目了然，是论议晋文公问宦官守原一事的。晋文公是春秋时晋国的国君，姓姬，名重耳，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是献公妃狐嫉所生，因遭骊嫉之难，在外逃亡了十九年，后来秦穆公送其回国为晋君。原是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晋文公从周王那里得到这一地方，他为派谁去守原向宦官询问主意。柳宗元对此事评议说∶“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广泛征询意见)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这是“贼贤失政之端”，即说此举是伤害贤臣祸乱国政的根源。在层层论议中，柳宗元列举一些古时宦官祸国害政的事例。齐桓公“进竖刁以败”，这里说齐桓公宠信宦官竖刁，结果造成宦官专权，杀群臣，擅废立，齐国大乱；秦孝公宠信宦官景监，任其干政；西汉元帝任用宦官掌管中枢机要，擅权用事，结果生成“弘、石得以杀望之”。望之是汉元帝的老师肖望之，做过元帝的宰相，因上书反对宦官专权，得罪宦官弘恭和石显，被迫狱中自杀。柳宗元说，上面这些宦官乱政，“误之者晋文公也”。是说晋文公宠信宦官开了先例，才导致后代发生这样的事。明眼人一望尽知其影射时政之嫌。清人林纾说∶“柳州聪明，读古书，能以理析之。如《六逆论》《问守原议》《翦桐封弟辩》，皆明澈醒人眼，造语极古，而析理又极明达，不著一闲话，于此见用意之精。”论及《问守原议》，说：“《守原》一议，论者谓柳州悯(mǐn忧愁)当时宦者之祸，故有此作。……柳州论失政之端，明斥晋文，实隐讥德宗之迁政于阉人(宦官)。”明代王志坚说∶“子厚此篇有感时事，借古人发议耳。”柳宗元时，尤其是宪宗朝，宦官对外掌控禁军，对内操纵枢秘之机，其权最重。难怪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一说∶“当时震于宦寺之威，不敢论曲直耳，乃至于今，尚尤之不止，岂非惑哉？”
甘露之变
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发出的宦祸警示，为其后的唐史印证了。宪宗以下的九个皇帝，好似任宦官摆布的襁褓小儿，为之废立，甚至成了宦官的刀俎(zǔ割肉用的木板)物。宦祸和由此引发的争斗，日趋激烈，并发生了两起震惊史界的惨烈事变。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与宰相李训和凤翔节度使郑注等人，密谋借观石榴树上的甘露，诱杀宦官仇士良等人，不幸伏兵暴露失败。仇士良率兵捕杀李训、王涯、郑注等人，并诛杀了京官一千余人，一时间几乎京中看不到朝官，史称甘露之变。昭宗时，宰相崔胤联合藩镇诛灭京城数百位宦官，并令各地诛杀宦者监军，致使宦官尽灭。唐朝“宦官时代”结束了，唐王朝也随之灭亡了。
暗喻宪宗轼父
文章末尾，柳宗元说∶“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 这是两个典故，均为弑君之事。一是子弑父。《左传•鲁昭公十九年》载∶春秋时，许国的君主患疟疾，吃许世子止的药就死了，世子止逃到晋国。《春秋》记载为“弑其君。”这里的世子是古代对天子、诸侯的嫡长子的称谓。止∶是许国悼公嫡长子的名。另一是臣弑君。《左传•鲁宣公二年》载，正卿赵盾为避晋灵公杀害出逃，未出境，族人杀灵公于桃园。因其“亡不出境，返不诛国乱”，太史董狐责之“赵盾弑其君”。柳宗元揭露晋文公的过错，是要与《春秋》责斥许国太子止弑父君、赵盾弑晋灵公的义理相比附。乍一看，有些唐突。全篇都是论议问宦官守原的事，没有任何过度和引由，临尾猛然冒出说通篇说晋君之过都是为了与斥弑君之义理相比附，这显然是在点题，但读此一时让人不知其所云。可静心细想下来，再联系永贞之变的前后史实，柳宗元这是在暗喻宪宗和宦官俱文珍弑逆顺宗之事。为避人眼目柳宗元特意在引太子止弑父君之后缀上赵盾弑晋灵公以作掩隐。刘禹锡死前写有《子刘子自传》，因已事隔三十载，他对此事有更加直露的记述∶“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宦官)。”这时王叔文等都被隔绝了，“宫掖事秘”，全由贵臣俱文珍等操控。“建桓立顺”这一典故，见于《后汉书•宦官列传》∶“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这里说的是东汉顺、桓二帝，都是由宦官操控，杀戮另一派确立的。桓帝之立，是由梁冀用投毒的煮饼，毒杀质帝，行其弑逆。参与其事的宦官曹腾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侯。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宦官俑。《桐叶封弟辩》
柳宗元在永州还写了一篇与《晋文公问守原议》相近的驳辩文章《桐叶封弟辩》。话题是借周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言封唐展开的，虽为戏言，可周公却以天子不可戏促成其事。“桐叶封弟”一事见于《吕氏春秋·重言篇》和刘向《说苑·君道篇》。《史记·晋世家》也有记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古代帝王诸侯举行礼仪时所用的玉器，上尖下方。)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西周初期的史官)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帝王被神化为天子，宣扬所谓“君之无戏言”，说帝王的话不论对错，一言即出都得照做，可柳宗元反对这一套，他说∶“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周公应适时和成王说，不用待戏言时促成其事；不当封，因戏言而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弱小的孩童，这算什么圣人之道。如果王以桐叶和宦官开玩笑，也都按照戏言去办吗？柳宗元认为，帝王的徳行，在施政的好坏。为此，“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层层论说之后，柳宗元一转就把佐君之道归于他一生主张的大中之道，而“桐叶封弟”这种事，柳宗元嗤之为“小丈夫(指那些不懂大中之道的平庸之人)缺缺(耍小聪明)者之事”，不仅不能照着做，也不可信。以史观之，凡论史之作，皆为劝戒于今。柳宗元借“桐叶封弟”一事，明显是影射宪宗的朝政。宋代谢枋得评品《桐叶封弟辩》说∶“七节转换，义理明莹，意味悠长。字字经思，句句著意，无一句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后人在赞美柳文时显然已看破文字背后的寓意。
柳宗元痛恨寺宦刺骨，向来羞与宦者为伍，观其一生行迹和文字，他是一个傲骨硬汉子，从不向宦官低首献媚，而仅有的两篇涉及宦官的文字却又是直刺痛批宦官之害的，这应是柳宗元长年遭贬终生不得任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依附宦官求仕为官的，本为习见之事。刘禹锡岳父薛謇受刘禹锡之累，本不为宪宗和宦官所喜，可他曲事宦官薛盈珍，被擢拔为福建观察使。刘禹锡后来在为薛謇写神道碑时透出此事的端倪，说薛謇在“授监察御史里行充京兆水运使”时，“诏以中贵人护之，声震塞上”。这个贵人应为宦官薛盈珍。柳宗元岳父杨凭，元和四年贬临贺尉，元和七年复官，也被疑为走了宦官的后门。但这些行径都为正直士人所不齿。韩愈为求进取与宦官交结，曾给俱文珍作序并送诗，成了为后人诟病的一件事。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韩愈为宣武军观察推官，而宦官俱文珍时为宣武军监军，。这一年春，俱文珍回京，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命僚属为诗送之，韩愈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其序说∶“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古代诸侯统领的称谓，意为一方之长，这里指藩镇)有同乐之美。”溢美之辞及其谄媚，说俱文珍平兵变“偃息谈笑”间，奋武毅，张皇威，解君愁，和同乐。后人编《韩集》时，为避媚宦之嫌，此序不入正集。韩愈因与俱文珍有旧，编《顺宗实录》时多有曲笔，有意掩盖俱文珍的恶迹；为平宦官对记实的不满，还多次对《实录》进行修改。为此事韩愈后来为文辩解，说史官有“人祸”、“天刑”，他不想为此遭难。其为人处事与柳宗元相比其高下是显而易见的。
《感遇二首》悲叔文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诗歌表意有时很隐晦，政治性诗歌往往更是如此，因为在险恶的处境里直杼胸臆会引来灾祸，而古人用大量的典故包裹着，今人就越加不易读懂它。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秋天，在王叔文被赐死后，柳宗元作《感遇二首》诗，悲叹王叔文“鸿鹄去不返”。诗中柳宗元对永贞革新做了回述，对革新派失势险境的描述，令人触目惊心。“迴风(旋风)旦夕至”，革新派象“零叶”一样被吹到陈根乱草里。“所棲不足持，鹰隼纵横来”。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柳宗元读书有感，又作《詠史》和《詠三良》诗弔祭王叔文。三良影射二王，乐毅暗指王叔文。诗里发泄了对王伾赂财的不满，又斥韦执宜的为人是“蠢螨”(即蠢动的螨虫)，对革新派内讧深感痛心，还刺讽宪宗信谗贬贤。章士钊主此说。而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说∶“‘谁顾蠢螨群’，此句怒而怨矣。乐生报书，自温厚也。此诗以燕惠王比宪宗。”那就是说“蠢螨”是比说宪宗的。这三首诗词旨幽邃，音节豪宕。正如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四说∶“正论堂堂，可以一扫纷纷之论。”章士钊说∶“尝论《唐史》芜秽，莫甚于永贞。”柳宗元的诗歌唱破《唐史》的芜秽。但愿我们今人能还历史一个清白，也给柳宗元等人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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