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钱理群
我讲座的题目是“漫话鲁迅”。我想跟同学们讨论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鲁迅的作品很难懂，但它到底难懂在什么地方？有一种说法就是鲁迅作品文字很难懂，或者说它的写作背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因为现在研究鲁迅的著作，比鲁迅的著作多得多。你随便找一本来，它就会给你介绍社会背景、有关的知识。我觉得，难就难在要真正地弄懂鲁迅很不容易。到底他在想什么？到底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鲁迅自己有过说明，他说“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很麻烦了。我们所读到的是他所写的，但和他为自己写的、他所想的不一样。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为他人写的，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鲁迅自己也有一个解释，他说很多人都说我说的是真话，当然，我也并不想讲假话，但是，我并没有把我所想讲的话完全地说出来，我只是把我想说的一部分讲出来了，很多人都说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里所想讲的话，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凉、最可怕的话说出来，如果还有一个人愿意听我讲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资料图片不仅如此，鲁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我要骗人》。这个题目确实非常触目惊心。他讲了这么一桩事：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走出家门，碰见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她是来募捐的。中国每年都不断地会有水灾或旱灾，这小女孩就是为灾民募捐的。而在当时，正是处于国民党的腐败政府的统治之下，所以鲁迅很清楚地知道，这小女孩所募的款，是不可能落在灾民手里的。用鲁迅的话来说，辛辛苦苦地募来的钱，恐怕连水利局的老爷们抽烟还不够。因此，在鲁迅看来，她的募捐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面对着这个热情、天真的孩子，能告诉她说她做这事没意义，别做了吗？我不能这么说。不但不能说，还必须对她说：“小孩子，你做的事非常有价值，我一定支持你。”鲁迅于是拿出一大笔钱来给这个小女孩，这小女孩非常感动，说先生你实在太好了，我不要这么多钱，钱太多了。于是鲁迅牵着她的小手，走到一个商店，用大钱兑来小钱，再把小钱交给小女孩。小女孩紧紧地握住鲁迅的手，说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体灾民，对你表示感谢。于是那小女孩走了。鲁迅看着这小女孩越走越远，他的手上还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女孩手的温暖，但是正是这温暖像火一样烧灼着鲁迅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孩子。但是鲁迅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他又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她已经很老了，所以她天天梦想着死后能够上天堂。尽管我明知道死后没有天堂，但是我必须骗我的母亲说，老人家你做了一辈子善事，你死后一定上天堂。鲁迅进而想到，当今之中国，难道是披露真实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于是“我要骗人”。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说实在，我每一次看到这文章，都受到一种震撼。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那里说假话。但是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着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一种深层的困境，有几个人敢于正视这一点？所以鲁迅说，我是不能把我心里想的话全部说出来，我只能说一部分。
那么怎么理解为自己说和为他人说的不一样呢？鲁迅有一个说明，他说我的写作是为三种人写的。一种人是那些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们。这样一些志士仁人，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们非常孤独、寂寞，因此，我必须在一旁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必须说一些光明的话，说有希望的话，我不能说很悲凉的话，因此我就在夏瑜的坟上加上红白的花圈。尽管鲁迅对夏瑜坟上有没有红白花圈，夏瑜是不是后继有人，是心存怀疑的，但是他必须加上这样一个红白的花圈。鲁迅说他写作的第二种对象是一些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也许正包括在座的诸位。面对正在做着好梦的这些青年，他又怎么忍心去打破他们的好梦呢？是不是太残酷了呢？鲁迅写作的第三种对象非常特别，他说，我是为我的敌人而写作的。他说我经常吃鱼肝油，注意我的身体健康，不是为我的老婆，也不是为我的孩子，而是为我的敌人。就是不要让那些敌人生活得那么美满，就要在他们面前老站着那么一个黑色魔鬼似的鲁迅。站在那儿，他们觉得不舒服，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既然是为我的敌人写作的，我就不能把我内心的痛苦说得太多，我不能在敌人面前显示我的痛苦。因为一显示，敌人就会说了，你看，鲁迅多痛苦呀。我有痛苦，我独自承担。我一个人跑到丛林中，自己舔干净身上的血迹，我决不在敌人面前显示我的任何痛苦。
因此，无论是对那些孤独的寂寞的中国的志士仁人，还是对那些做着好梦的青年，或者是敌人，鲁迅都不能把他内心的痛苦，内心里最黑暗、最悲凉、最可怕的思想和盘托出，他必须有所遮蔽。这就是说，鲁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样，有浮出水面的，但底下隐藏着更多东西，他的意思就表现在浮现和隐蔽之间。而且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旦用语言表达了，这思想就被简单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虚。”真正的鲁迅是那个属于沉默的鲁迅，你看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因此，鲁迅的很多最珍贵的思想，随着他的去世，我们看不到了。这不仅是鲁迅，可以说人类一切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都把自己的思想带进棺材里去了，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剧。但是话又说回来，鲁迅毕竟留下了一些东西。他说，为我自己写的和为他人写的不一样。这就告诉我们，鲁迅作品有两类，而在他为自己写作的作品里面，可能有更多的、更真实的鲁迅。今天人们谈论得最多、读得最多的鲁迅作品，譬如《呐喊》、《彷徨》的大多数，以及鲁迅的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或者是为了那些孤独的改革者、中国的脊梁，或者是为了那些做着好梦的青年，或者是为了他的敌人写作的。真正为他自己写作的，鲁迅自己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野草》。
鲁迅说，《野草》里面有我的哲学，而且他说，《野草》是属于我自己的。他不希望青年们看他的《野草》，那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是最具有鲁迅个性、最属于鲁迅个人话语的一个作品。鲁迅的《野草》就成为我们去接近鲁迅灵魂的一个窗口，或者提供了一个途径，我们可以通过《野草》去了解那些也许是更真实的鲁迅的思想。当然，即使是《野草》，也仍然有所遮蔽，只不过相对于其他作品来说，它遮蔽得少一点。因此，《野草》里充满着更多的可怕的、悲凉的、充满绝望之意的那样的鲁迅的声音。今天我来漫谈鲁迅，主要是和同学们讨论鲁迅的《野草》，讨论鲁迅的《野草》里的哲学。鲁迅自己说，他的《野草》是在夜间写作的。所谓夜间写作意味着什么呢？鲁迅说过，一个人在白天和在晚上是不一样的。在白天，包括此刻，我们都穿着衣服，都戴着一个面具。譬如我现在是戴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面具出现在诸位面前的，这个面具对我是有所遮蔽的。到了晚上，特别是到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面具摘下了，衣服脱下了，面对一个赤裸裸的自我。但是还不行，因为还有皮肤，这皮肤也是个遮盖物，因此必须把皮肤掀开来，露出里面那个血淋淋的筋肉，那才是最真实的。这是血淋淋的真实，但是有多少人敢于正视它呢？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野草》是一个地狱，当我们面对《野草》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你敢不敢正视血淋淋的真实。如果你敢，你就进去；你不敢，用鲁迅的话来说，“趁早离开”。今天在座的诸位也有一个选择：进去还是离开？我想我们还是进去吧！
在进去之前，还要交代两点：第一，《野草》是散文诗。诗是很难讲的，诗只能去领会；诗是含混的，要你去感悟。你觉得有那个味道，又说不出来，那你就读懂诗了，一讲诗就完了。我今天要讲课，但必须明确告诉大家，我讲课是冒着将鲁迅简化甚至歪曲的风险的。举个例子，当年北大俞平伯教授讲宋词，选了几首词念完，说：“好啊，好词！好词！好啊！”就不说了，课就结束了。(笑声)面对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讲课法，你怎么做学生？就要看你会不会听了。会听课的学生，你就会琢磨：这么多宋词中，俞先生为什么选择这几首？俞先生说“好词好词”决不是随便说的，然后你自己去读，去体会。到最后你体会到了，你也摇头晃脑：“哎呀，好好好！”你就懂了。读文学都该这么读法，别去搞那套一二三四五，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就糟了。读《野草》也是这么种读法，读得似懂非懂就是懂了。(笑声)我今天讲课，是不得已而为之，听完我的讲课，如果在座的有二百人， 五个人回去认真读《野草》的原著，我这个演讲就达到目的了。你一读原著，我任务就完了，你应该把我所讲的忘掉，这叫“过河拆桥”。 因此，讲课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讲一些什么东西，而是诱惑同学觉得《野草》“好啊好啊”就行了。第二，鲁迅的哲学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鲁迅自己说过，有两种思想在不断起伏，一是人道主义思想，一是个性主义思想。《野草》集中讨论什么问题呢？是讨论作为个体的生命，它的深层困境这样一个问题。所以《野草》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展现的是鲁迅哲学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
下面我就分点来说了。第一方面，鲁迅把个体生命放在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这样一个历史的纵坐标中，来考察人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首先是讲“将来”。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常想，改变一个环境就行了，把希望寄托到将来。所以人类关于将来，有种种幻想，譬如西方世界有乌托邦，中国世界有大同，都是属于人们的对未来的想象。人们总是想象未来是无限完美、完善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一个终结点，鲁迅把它概括成关于“黄金世界”的想象。对此，鲁迅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黄金世界，还有没有黑暗？鲁迅回答说，有，不但有，还会有将叛徒处死刑的事情发生，还会有新的死亡。为什么呢？鲁迅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他说人总是这样的：曾经阔气的人想复古，正在阔气的人想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人想改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到了黄金世界也是一样，当然黄金世界里“阔气”的概念可能跟今天不大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仍然有曾经阔气、正在阔气、还没有阔气的人。而那些正在阔气的人，常常是掌握权力的人。还有人想继续革新，在正在掌握权力的、正在阔气的人的眼睛里看来，他就是叛徒。那些人就会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将这些革新者处以死刑。就是说，在一般人认为，好像黄金世界是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世界，但是鲁迅却看见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甚至看见了新的死亡。这就是《野草·墓碣文》里所说的“于天上看见深渊”。人们看见是天堂的地方，鲁迅看见的是深渊。由此，鲁迅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结论：“至善至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围绕这样一个命题，鲁迅展开了一些论述。譬如他说，十全十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拿十全十美来要求人，那我们都不配活了。还有，十全十美的书也不存在。如果有的话，那么图书馆的书就没了。我们通常说一曲音乐或一幅画好到极点了，达到了一种艺术的“极境”。而鲁迅说，什么叫“极境”？“极境”就是“绝境”。当两个朋友好得不得了，恨不得穿一条裤子时，那么，你就明白了，这两个人马上要吵架了。宣布到极境的时候就是开始分裂的先兆，或者孕育着分裂的危险，所以至善至美的未来，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鲁迅的任务正是粉碎这个神话，《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这个神话的。譬如说，《野草》里有一篇《过客》，说一个人从小开始就不断地往前走、往前走，走到半路上，遇见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于是过客、老人和小女孩之间展开了一个哲学的讨论——“前方是什么”。是什么在等待着诸位呢？小女孩说，前方是一个美丽的花园。这个小女孩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觉得未来是美丽的花园。而那个老人说，前方是坟。那么这两个答案哪一个真实呢？显然是后者。但是确认了前方是坟之后，老人和过客之间又展开了一场争论。老人说，既然前面是坟，我就不需要再往前走了，我应该坐下来休息了。这是很多人的哲学。而过客说，我明知道前面是坟，但是我仍然要往前走，我仍然要努力、要奋斗、要反抗。所以鲁迅在给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许广平的通信里说：你这个小鬼呀，你们年轻人是为光明而奋斗的，我可不是这样；我不相信未来是光明的，但我仍要奋斗的，我仅仅是为了要和黑暗捣乱而奋斗。这就是不同的哲学。
《野草》第一篇叫做《秋夜》。秋天的晚上，如果你走出庭院，你可以看见庭院里有各种各样的花草。墙角有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被秋风吹得浑身发抖，脸涨得通红，但是她却微笑着，她是乐观主义者。她为什么微笑呢？因为有一个诗人告诉她，虽然现在是秋天，但秋天过去春天就要到来了。英国诗人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不知道诸位读了怎么样，像我们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们，这首诗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想到现在是冬天，但是，冬天来了就意味着春天要来，于是我们就乐观了，我们就奋斗了。(掌声)这小红花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前提下的呢？是建立在春天必然到来，而且来了就不走了，春天永驻，这样一个前提下的乐观主义。但是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前提是虚妄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而在小红花的旁边，正好有一棵枣树。枣树也做了个梦，做了一个落叶的梦。什么梦呢？就是现在是秋天，秋天过去了是春天，但是春天过去了又是秋天。但是这棵枣树，即使明知道春天来了要走，明知道春天之后是秋天，它仍然把它铁一样的枝干笔直伸向天空。也就是说，枣树的反抗是不以春天是否到来，不以春天是否永驻为前提。来也罢，不来也罢，永驻也罢，不永驻也罢，反正我就要反抗。这就是两种哲学，前者是年轻人的乐观主义，建立在一个虚妄的命题下；后者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悲观主义，但是它是建立在一个面对现实的基础上的。
鲁迅就是这样粉碎了这种关于未来的神话，以堵住我们一种精神的退路。“未来”不行，那么“过去”怎么样呢？于是，人们又给自己制造了种种关于过去的神话，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怀旧情绪。当今之中国，是充满了怀旧情绪的。譬如我这次到南京来，参加南师附中百年校庆的筹备会，来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校友。我们来干什么呢？我们就是来怀旧的，说当年的附中多么好啊！每一次聚会都是怀旧的会，而且你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在这个怀旧会里最起劲同学，大概是现实处境不甚好的。现实处境很好的同学，一般对这个不太感兴趣。(笑声)人们用怀旧来安慰自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心灵破碎了，需要怀旧以弥补自己破碎的心灵，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过去美化了、理想化了，甚至把它神化了。最近这几年，大家经常请老将军来作报告。老将军每次报告都说老夫我当年如何如何勇，如何如何打胜仗。我这个人可能受鲁迅影响太深，比较讨厌，我听报告时常常想：这些老战士难道他们一辈子永远打胜仗吗？他们打过败仗没有？我想可能打败仗比打胜仗的时间要多得多。他为什么不回忆当年打败仗的时候，如何狼狈，如何悲惨，如何可笑呢？这其实是人之常情。人总是避重就轻，总是把那些苦难的、不幸的、不愉快的事情尽量地忘掉，把那些美好的、愉快的、轻松的，尽量地凸现出来。人的这种记忆的选择性，这种避重就轻的选择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鲁迅之为鲁迅，或者说鲁迅之可恶，就在于他有悖于常情，他的感情选择和常人不一样。他不是避重就轻，而是避轻就重。哪样不愉快，他偏回忆哪一样。
在《野草》里面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是回忆童年生活的，叫《风筝》。这篇文章已经选进了中学语文课本里了。大家不妨把鲁迅这篇《风筝》和当下许多作家所写的回忆童年的文章来作一个对比，你会发现，鲁迅在回忆他的童年的时候，他什么也不回忆，他只回忆一件事。就是他小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他的小弟弟不见了，他到处找，后来在院子背后角落里找到了小弟弟。小弟弟在干什么呢？糊风筝。春天该放风筝了。作为长兄的他却勃然大怒，你怎么玩物丧志，你怎么不好好读书啊！把风筝抓过来撕了个粉碎，扔在地上踩烂了。在座的，如果你当过哥哥、姐姐，恐怕你小时候大概都不同程度上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有谁记住呢？鲁迅记住了，而且把它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他说，这是一次精神的虐杀。既然是精神的虐杀，是不是可以挽回呢？于是鲁迅特地约了他的小弟弟两人再来放风筝。但放着放着就没劲了，两个人都已白发苍苍，还放什么风筝呢？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罪过。鲁迅又想，我向弟弟当面道歉，当面忏悔，说对不起呀，弟弟呀，我犯了一个错误，请你原谅。如果弟弟说我原谅你，那么我就赎罪了，他原谅我了。但他弟弟却说，哎呀，我记不得了，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事情。这就是说，期望弟弟原谅也得不到。因此，这不仅是一次精神的虐杀，而且是一个不可挽回、不可原谅的罪过。你看，鲁迅把这事说得多可怕啊！鲁迅最后说，现在有春日的温暖和冬天的肃杀，我们选择什么？一般人都选择春日，没有人去选择冬天的肃杀，但他说我宁愿躲到冬天的肃杀里，而不愿意跑到春日的温暖里去。他的感情选择非常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肃杀更接近真实，而春天的温暖，是人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是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过去”这个神话也打破了，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呢？就是死亡。一般老百姓会说，哎呀，我活够了，活一辈子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讨厌的”鲁迅要提一个问题：死后，怎么样？喜欢追问“以后”，是鲁迅思维的特点，鲁迅总是追问以后怎么样。五四时期最流行的妇女解放的口号是“娜拉走出家庭”，鲁迅却偏偏要问：娜拉走出家庭以后又怎么样呢？鲁迅回答说：走出了还是要回来。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提倡妇女回到家庭吗？大家说黄金世界好，鲁迅问：黄金世界到来以后，还有没有黑暗？现在鲁迅又问死后怎么样，这对“以后”的追问正是表现了鲁迅思想的彻底性。于是就有了我称之为奇文的《死后》。别的文章可以不看，这文章非读不可！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想象。鲁迅想：人如果死了，运动神经不起作用了，但是人的感觉神经还在，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这样想象：我死了，躺在地下，我突然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殡仪馆的工人粗心大意没把我的衣服弄好，折在背后，非常不舒服，但我不能动，我只能忍受着。你看，鲁迅这个人有多敏感！我躺着，上面过来一辆车子，车轮压着我的头，我都觉得牙齿发酸。这个感觉非常妙啊！压得你牙齿发酸。这还不算，有几个人走过来了，大概是来开追悼会的。一个人说：“他死了。”一个人说：“他死了。”一个人说：“他死了！”或者表示悲痛，或者表示高兴，或者表示惋惜，或者幸灾乐祸，等等。可我听了却很愤怒，我死就死，关你们什么事儿？为什么让你们或高兴或悲痛或惊讶呢？鲁迅对死后的追悼会看透了，不过是活人表演而已，与死人毫无关系。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