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夫妇 (文/张晓波)
2015年10月26日，上午十点多，北京，依旧阴霾，一片茫茫，一座座高楼，在远处若隐若现。
我和一位朋友，在50层的京城大厦顶层，为一项拍摄工作做准备，工作间隙，我们谈到了远游。我说，还是很想去一趟俄罗斯。从海参崴出发，横穿西伯利亚，茫茫原野，森林绵密，冰雪大地。
这是想象，此时浮现的，是屠格涅夫的《森林与草原》(《猎人笔记》的终篇)、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的放逐，还有契诃夫《草原》的夜，种种印痕，穿梭期间，但俄罗斯的莽林与雪原，我没去过。已经很久，大约十年，不读这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了，于我，记忆，就像一个青少年时代的幻影。
拍摄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提醒我，手机在震动(我有意关了声音)。看了看，是一位老友打来的，我回了条短信，二十分钟后回电。因为拍摄延迟，一个小时后，我和朋友通电。他告诉我，翻译托尔斯泰的草婴去世了。
我有些惶惑，这不就是《复活》的译者吗？在我印象里，他很“年轻”。或许，我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记忆，一直是年少时代的旧影。老译者纷纷飘零，而我浑然不觉。
这个匆忙时代，文学的事情，离生活越来越遥远。白俄罗斯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谁知道这位老太太姓甚名谁？前苏联国家作家，在国内不受读者待见，得奖之前，她在国内，又有几人知晓？
大众传媒，除了每年一届如期关注诺奖作者之外，谁还在讨论文学？或者，谁还能让文学打动读者？
远去的作者与译者
很记得，我把草婴先生所译的《复活》读断了。当时书脊的塑胶，不是很好。尽管很珍惜，但还是读断了。我央我妈缝上，可是书太厚，终于没缝上。
1990年代，对乡村少年来说，书并不很容易得到，书断了，只能一页页对着看。读完，还是那本书，不过，散成无数页。十年之后，我购买几种《复活》，有草婴译本，也有汝龙译本，单本之外，入手草婴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人文社十七卷本《托尔斯泰文集》。这算是一个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对于少年时代阅读贫困的报复。
草婴先生译著等身，我读过的，只有两种，一是《复活》，另一种是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已经不清楚是在哪一个俄罗斯小说选集里读的。
我不懂俄语，没有资格参照俄文本评论草婴译本的好与坏。但有一种深刻的印象，俄罗斯经典文学文本的译者们，大多尽心尽力，译本优美，译文晓畅，除了实在繁琐的俄罗斯姓名之外，几乎大多数译本，都与中文小说文字能力无异，甚至比中文小说还好。
并且，俄罗斯文学的译者，大多各司其职，各为其主，如冯江南、荣如德、臧仲伦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汝龙译契诃夫，草婴、刘辽逸译托尔斯泰，巴金译屠格涅夫，力冈译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这些，都是公认的名家名译。我的俄罗斯启蒙读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臧仲伦译本。往后的阅读，各家译本，都有接触。
大概从俄罗斯经典文学一路读下来的读者，都会碰上一个和我一样的困惑，俄罗斯经典文学在艾特玛托夫与拉斯普京之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我阅读开始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结束。艾特玛托夫与拉斯普京在冷战之后，还出过几本书，国内也有译介，但是反响寥寥，熟悉的读者，都只知道他们的是《白轮船》与《活下去，并且要记住》的作者。而这两位作家，亦于近年去世，艾特玛托夫逝世于2008年，拉斯普京逝世于今年年初。
当然，属于俄罗斯经典文学与先知传统的作家，还属最耀眼的索尔任尼琴，他也于2008年谢世。
中俄两国，都在遭遇同一个问题。俄罗斯继承其经典文学传统的作家，纷纷凋零，而在中国的翻译界，同样是老一辈的译者在故去。
我所知，我所阅读，我所理解的批判现实、张扬宗教道德与人性光辉的传统俄罗斯文学，连同这些作家，一起埋葬了。没有后继者。
让我再回顾下我所知的，已去世的俄罗斯文学的译者名单：
汝龙：1916年—1991年
力冈：1926年—1997年
刘辽逸：1915年—2001年
巴金：1904年—2005年
田大畏：1931年—2013年
臧仲伦：1931年—2014年
草婴：1923年—2015年
我们还可以将这份尊荣的名单开列下去。但这不是最主要的，这份逝者名单，说明的事实，相当残酷，我们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工作，实际上在20年之前，就大体上已经结束了，或者说，停滞了。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对照下各位译者的年龄及去世时间，就足以了解。查阅各位译者出版记录，属于上述七位已去世作者的最新译本，是臧仲伦先生所译《往事与随想》，译林出版社出版于2009年。但这仍属于一项我个人认为必要性并不太大的重复劳动，项星耀先生所译《往事与随想》全本，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我所读的，是项星耀译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国内几家出版社重复出版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不在少数，如托尔斯泰的《复活》译本，至少有三四个之多，并且每位译者，都堪称一时之选。换一句今天流行的词汇，这明显是资源配置过剩。
特殊年代，文学饥渴，翻译繁荣，自不难理解。但如果反过来看问题的话，为什么只有俄罗斯文学在国内出现如此大规模、成系统的翻译，并出现几位优秀译者争译一位作家的现象？
从中国国际关系的变化角度去讲，老一代译者中，受良好俄语教育的不在少数，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俄罗斯文学译本的人才基因。
翻阅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履历，大致的人生经历，都有相似之处。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这批译者接受俄语教育，并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走上翻译之路。经过时代蹉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批译者，重新恢复翻译工作，因深知时光不容虚耗，发奋以求遂早年之志。
同样，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界，存在着深刻的人才断代。这既是政治环境早就的，同时，也有俄罗斯文学自身的因素。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俄语是我们应试教育中的“非英语”，其实际地位，就是一门“小语种”。背后原因，与俄罗斯(前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衰退有关，也与中国文革之中开始选择调整国际关系有关。在这一背景之下，人才断档，势不可免。而且，我们可以预判这种人才断档，还将会持续下去。
这是我看的《复活》的版本。我已经忘记了到底是哪一年出版的，也到底是哪一年买的这本书。大概，我是在1997年左右读的这本书。今天查了查，这版本的《复活》，出版于1990年。译介的政治
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缘，也由于现代中国的政治演化，中国读者对俄罗斯近代史留下的问题，也更为关切。
近代史上，中俄两国，都是衰颓中的老大帝国。百五十年前，两国都败于英法而促动国内改革；上世纪之交，又都败于日本而引发政体维新或国家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协约国方面的参战国，一个未及停战而帝国崩溃，另一个则因战胜受辱而促动国内革命战争；最终，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在一战之后，交织起来。百余年来，或暗通款曲，或缔秦晋之好，或结睨墙之怨。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结盟与现实政治、国家利益的冲突，时刻在主导这出百年分分合合的大戏。
国运不昌，天步艰险，遂使知识界向文艺寻求解决问题之出路，这又是中俄两国在近代史上同构的主题。在这里，一战后中国以战胜国而操弄于英法日之手，失地丧权，又成了将中国知识界推向新生苏维埃俄国的重要砝码，并引发新的思考。旧邦之新命，不仅在于形式上的革旧布新，去清王朝而建共和国，也不仅在于去军阀而整合新国家，更在于寻求主权之独立，民族之解放，人民之自由。
由于俄罗斯的“文艺复兴”(我指的19世纪俄罗斯文艺全面复兴之盛况)发生在前，给予了中国短暂“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代知识界以借鉴。
我们应当认为，在以俄为师的意识导向之下，从整体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事业，并非仅仅是发生在知识界中个别人的趣味问题，而是蕴含了知识界整体上对现代中国的追求。同样，这种政治性的译介，也推过了中国的政治新浪潮。而俄罗斯小说的特性，又提供了一种足可资参考的内涵。在俄罗斯传统文学中，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门写作技艺”，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的承载体。
中国的译者与读者一起，在这些舶来的俄罗斯文本中，思考个人价值与国家革命，人道主义与宗教救赎，社会分化与民族命运。
在五四之后，翻译俄罗斯文艺作品，就成为泛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因第一代中国译者所受教育，大多为清末留学日本，少数有欧美经历，翻译工作，多基于转译日文与英文。
今天，我们很难评估当日译介影响发生之效力，但我们从鲁迅的一则小说中，大致窥见这种影响之深远。鲁迅的《高老夫子》，调侃旧人物追慕时髦，乃以高尔基为兄，自称“高尔础”而言必称“尔基兄”。《高老夫子》收录于1926年出版的《彷徨》，彼时，经过新文化运动十年的教诲，一般的进步知识青年，对俄国知识界著名人物的追慕不已，以致连不明所以的冬烘先生都纷起仿效。
影响力的发生，还直接作用中国近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左翼文艺创作的方法产生了巨大的暗示与引导。茅盾的《子夜》埋藏着《战争与和平》的分层叙述方法，巴金的《憩园》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线结构，不能不说，俄罗斯文学从翻译到进入作家创作，这是深入骨髓的渗透。
同样，我们也应当理解，自新文化运动之后大规模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并非毫无选择性，对于作品的选择与理解，都有或明或暗的内在政治逻辑。也就是说，尽管新中国建国前后，存在着个人主动或组织引导的大规模俄罗斯文学译介，但因为政治判断的先决性，实际上也存在着遮蔽。后来，这种选择被准备地归纳为“批判现实主义”(这个词本身是上世纪三十年苏联推上方法论高度的)，并成为创作的指导方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看待上世纪八十年代再一次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的大规模翻译、整理出版，才能理解其内在的特殊价值。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翻译，一方面是重译经典，而另一方面，则是将之前不被重视的作品，再读引入读者与评论界的视野。在政治改革为纬、经济跃动为经的大变迁时代，对俄罗斯文学的再理解，又一次成了文学界与思想界进一步理解自身所处位置的路标。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世纪中前期的翻译与评论中，并不很受重视，颇有微词者，绝不止鲁迅一人。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仅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就有两家出版社的争相出版(人文社、上海译文社)。
至新世纪交替之际，这些翻译工作，绝大部分，已经汇集各个俄罗斯作家的文集出版。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俄罗斯十九世纪文艺复兴黄金时代的一、二流作家，在国内都有文集或全集出版，三四流作家的重要作品，全部都有译介。
传统的负担
在很长一段阅读经历中，俄罗斯小说——尤其是十九世纪经典作家的作品，与我相伴。应当说，我的文学阅读趣味，同样是被上世纪八十年代型塑的。托尔斯泰的磅礴宏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暗深邃、契诃夫的清丽哀怨，等等，很显然，这是那个时代译介的俄罗斯文学留给我的感受。
很显然，这个整全的俄罗斯传统文学巅峰，难以用“批判现实主义”这样的概念去套。批判性，确实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方面，甚至是最基本的色调。但在这里，仍然有一个理解的差异。我们民族，因历史与社会的塑造，大部分读者，不存在对宗教的信仰，更遑论对东正教的理解。在此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批判性，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批判，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由社会批判抵达政治批判的概念。
但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中那些分量最重的作家与作品中，其批判的底色之上，却蕴含了宗教救赎的终极关怀。
我们还是再回到草婴先生所翻译的《复活》，来看看托尔斯泰的“救赎”观。这本著作，向来被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之作。《复活》上来就和《圣经》一样开了个头：天翻地覆、万物生成、万物破坏。小说的结尾，托尔斯泰伯爵又让革命党人在阅读《圣经》中获得了灵魂的救赎。这个很不合情理的结局，意味着托尔斯泰想让小说达成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彼时的俄罗斯革命者，要让革命者学会“托尔斯泰主义”。亚斯那亚•波良那的“文学沙皇”和道德先知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叙述叙述了罪恶，叙述了流血，叙述了暴力，叙述了抗争与愤怒，不过，他却始终一本正经地要教育革命者“不抗恶”，用创造天国的救赎热忱去抹平现世的创口。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们絮絮叨叨的宗教论述大量夹杂在小说文本中，严重破坏了小说的纯粹，但这在他们看来，根本不重要，大道无形，大象无迹：他们只关心人的困惑与救赎。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俄罗斯经典文学也具有复杂性，相对于果戈里、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沉的宗教救赎，冈察洛夫、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人作品中的宗教色彩，就比较淡化，但这不妨碍他们的作品本身所达到的高度。
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之时，使用了“复调”这样一个术语，我们扩大点看，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不正是创造人之时，赋予了他们深沉的复杂性，使得其内在构造，形成了复杂的多声部对话？这种基于历史、社会、政治与宗教之上的“多声部”对话，不仅是小说中人的困惑，更应是作者本人的困惑。
他们的困惑，不正是我们的困惑吗？不正是处在转折时期，所有民族的困惑吗？
再伟大的传统，也有枯竭之时。俄罗斯文学在辉煌一个世纪之后，后继无力，这是现实。这种枯竭，有其政治因素。同样，我们也应该理解一种伟大传统的因其不可超越性，使得后来者往往难以望其项背，故而不得不求转变的历程。
新世纪之初，国内新一代的俄罗斯译者，重新发现了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但很快，这种发现，就停歇了。
其实停歇的不是国内的翻译工作，而是“白银时代”自身。在革命洪流中，白银时代的作家们与哲学家，纷纷陷入了历史与现实的困惑。白银时代的伟大灵魂别尔嘉耶夫、罗赞诺夫等等，纷纷重新回到伟大的传统中去，寻求解答自身的疑问。在政治动荡因素之外，正是这种反向的自我探寻，使得白银时代试图创造新传统的努力，瓦解了。上世纪之交，彼得堡的天才们，在短暂辉煌十余年之后，就向他们文学史上的那些伟人屈服了。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白银时代及之后新方法创作的作品，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安德烈•别雷，还是布尔加科夫，尽管他们的某些作品，光芒四溢。但遗憾的是，他们应有的光彩，因被置入俄罗斯文学巨大的历史包袱之中，往往被遮蔽了。
传统成为沉重的负担，新的艺术形态，时刻受到伟大作家们的挑战与贬低。这是一个国家文学传统的幸与不幸。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ksijevitj)，诺奖评委的简短获奖理由，是：她的复调作品是对我们时代的磨难与勇气的纪念。看起来，很像是巴赫金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颁奖词。诺奖，一如对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肯定，还是将荣耀授予了俄罗斯的伟大传统。
斯维特拉娜获诺奖之后，有报道谨慎地评价，俄语文学正在走出低谷。我乐观其成。
悲哀之处正在于，不仅在俄罗斯作家面前，横亘着不可逾越的传统巅峰，摆在中国读者、乃至世界读者面前的，也仍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世界，停留在了那个俄罗斯传统文学猛烈冲击我们的“年轻”时代。无论故人逝去，无论新人获奖。
(原标题为《沉重的传统：巅峰横亘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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