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国新课标高考作文题目(文/邢哲夫)
2015年全国新课标高考作文题目是：因父亲总是在高速路上开车时接电话，家人屡劝不改，女大学生小陈迫于无奈，更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便通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警方核实后，依法对老陈进行了教育和处罚，并将这起举报发在官方微博上，此事赢得众多网友点赞，也引发一些质疑，经媒体报道后，激起了更大范围、更多角度的讨论。对于以上事情，你怎么看？请给小陈、老陈或其他相关方写一封信，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法。
这个作文题若从语文的角度可能并不算成功，但它引起的社会讨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涉及了一个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困境。
题目中给出的类似案例，据说现实中实有其事。其实，这类案例在古籍中并不罕见，只不过表现得更为温和也更为生活化，而古籍中的类似典故，则因承载了先人的某种寓意而更极端，但其蕴含的原理却是一样的。
这类案例中，最著名的便是《论语》中“亲亲相隐”的故事，说的是楚国人叶公，对孔子夸耀说：“我们楚国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羊，他就出来揭发。”孔子却不以为然，说：“我们鲁国正直的人却不是这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就在这中间了。”而《孟子》也有“舜窃负而逃”的故事：孟子的学生桃应问“如果舜的父亲犯了罪，舜应该怎么做呢？”舜是天下的圣王，怎样决断显然都可以，但是孟子的回答却相当奇诡：“舜应该让法官皋陶将父亲抓起来，然后舜自己再偷偷将父亲劫出来，并背着父亲逃到海滨无人的地方，终其天年。”孟子的回答显然只有逻辑上的正确，却无事实上的可能。但孟子以及孔子都不自觉地意识到，人们在伦理道德之前的选择常常会处于矛盾之中，选择任何一个都有其合理也有其悖逆。如果说孔子在强调亲缘的同时不自觉地也为讼父者留出空间(孔子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那个楚国人是错的，只是说鲁国人的选择更好)，那么孟子则干脆在事实上对皋陶代表的“法治”予以肯定和让步，虽然最终的胜利还是血缘。
但不管怎么说，在孔子和孟子眼中，对血缘的维护显然高于对律法的尊重，也就是说，如果作文题中的小女孩的故事让圣贤来评判，恐怕可能并不讨好。
《史记·循吏列传》中记录了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有一个叫石奢的楚国宰相，一次遇到途中有凶手杀人。凶犯被捕，竟是自己的父亲。石奢于是放走父亲，然后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凶犯是臣的父亲。若惩治父亲维护法律，这是不孝；若废弃法律包庇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昭王说：“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这不是你的罪。你不必如此。”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为臣的罪责，是您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于是石奢自杀。汉代刘向《说苑》中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楚国白公之乱，白公想要胁迫楚国的申鸣支持自己，又知道申鸣是个孝子，于是挟持了他的家人。申鸣说：“食君之禄，必当忠君之事。国君现在落难，我只能为国君死。”于是杀死白公，而父亲也被白公手下杀害。而申鸣又说：“作为儿子，不能保全父亲，不是孝子。我于父亲有愧。”于是自杀。孔孟那里揭出的伦理困境，到了汉儒这里，居然要以死来解决。
可以说，伦理困境是难以克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在伦理困境面前无能为力。孔孟解决伦理困境的基础是基于血缘的人伦。潘光旦先生在解释“伦”字时便从文字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伦”之本字乃是“沦”，而“沦”就是水中的涟漪，涟漪的一个特点就是由中心向四周辐散，而每个个体就如同水中一个个涟漪的中心，“沦”运行之“理”亦即由近而远，先亲后疏。所以，人伦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生活场域，血亲关系相对于其他关系具有优先性。而台湾学者林安梧先生甚至还认为，即便是公共关系，儒家的构成方式也是垂直的长幼关系而不是平行的夫妻、朋友，即所谓的“血缘性的纵贯轴”。所以，儒家传统在面对伦理困境的时候，采取的应然决断就是“亲亲相隐”、“疏不间亲”。然而基于自然的人伦与其处身社会形态之间也充满张力，在家国高度同构的封建社会，君臣关系常常也以血亲关系的形式结构。作为家庭的私人领域与作为国家的公共领域具有相互依赖性和连续性，所以“父子”与“君臣”之间便很难说谁更具优先性。而在“尊尊”胜于“亲亲”的帝国时代，由于“天下为公”的政治图景对血缘和家庭的超越，“天地君亲师”的序列已然君在亲前。倘若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产生矛盾，儒家原典的指示便很难贯彻，以至于宋儒如苏辙竟然公开批判《孟子》中“舜窃负而逃”的故事乃“野人之言”，和公天下的 “政治正确”大异其趣。
但即便如此，儒家伦理依然为这类伦理悖论和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规定性和方向性，那就是由远及近、疏不间亲、推己及人、扩而充之。虽然这一原则并不能解决前面《史记》《说苑》等故事中的困境，但与其说那些烈士的流血是因为这一原则的无力，不如说是因为这一原则被背离之后的负疚和撕扯。但毕竟这一原则是最低限度的共识，而违背这一原则的负疚和撕扯仅仅是极其罕见的极端状态。这一原则的基础不是某些形而上的自然法，而是人们生活的亲缘处境。我们只要对照西方古典伦理和现代伦理，就可发现儒家伦理在这一问题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古典哲学的思维是道路式的，西方古典哲学的思维是广场式的。道路式的思维使得世界呈现为一个由远及近、质地分明的生活图景，形成了一种时间上有先后、空间上有亲疏的的基本规定性和层次感。生活中/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在由远及近的序列中按其亲缘程度有序地解决。而古希腊那种一目了然的广场式世界图景在理论上保障了理性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一劳永逸。然而这种对于实际生活世界的过分超越使得西方古典哲学对伦理中的悖论问题视而不见。(作为对哲学的补充，古希腊悲剧中《安提戈涅》便呈示了这一伦理困境。而这一困境直到黑格尔那里才得到似是而非的回应。)现代西方哲学颠倒了古希腊的世界理解，人的内在性成为了道德的立法者，自然的外在性从道德法权中隐退。这一内在性使得伦理悖论重新成为切己的事物。而这些悖论一旦被这唯一真实的内在自我所接触，哲学的大厦便摇摇欲坠。在前人没有给出路标的地带，现代哲人往往免不了进退失据，如克尔凯郭尔的“生存悖论”、舍勒的“无辜负疚”思想，便是哲学在实际生活的悖论面前无助的表征。
从这个意义上看，儒家伦理比起古希腊哲学更具有处身性和亲在性。因为它面对的是实际生活本身而不是外在的自然正当，所以更接地气也更富人情。首先，它没有回避实际生活中的伦理悖论问题。儒家伦理非常敏感地意识到伦理困境的无处不在，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根据某种大全式的理式来超越实际生活本身。联系最近被热炒的复旦教授辱骂孔孟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那位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以无悖论无困境的完美哲学要求儒家，却不知道一切伦理都应该面对困境，承担悖论，哪怕给出一个并不完美的方案或方向；其次，儒家伦理虽然没有提出万能的解决方案，但却至少给出了一个最低限度地形成共识的方案，一个最大限度地符合人性的方案，这是面对伦理困境时最低限度的方向和规定。虽然有学者认为儒家伦理这种“单向性”无法解决了悖论(黄建跃《先秦儒家的公私之辨》)，但笔者认为，这种最低限度的规定性方向性恰恰避免了困境中的任意决断。有方向总比没有方向好，在路上总比无路可走好。它不是根据渺渺冥冥的外在律令，而是根据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亲缘关系。它不是死板教条的规范伦理学，也不是玄晦高蹈“意义伦理学”，而是一种笃实敦厚的“关系伦理学”。这一关系不是庸俗世故的人情，而是血浓于水的亲在，是时时刻刻都要被它羁绊和牵挂的一缕温情。
回到高考作文题，我们仿佛同样也陷入了某种困境。我们可以写信批评那个女大学生小陈，毕竟她让公众凌驾在亲情之上，让他的父亲难堪；我们也可以写信表扬小陈，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某些过分超越的价值，而仅仅是担心父亲的安全，希望父亲平安。应该说，单纯的批评和表扬已然无法承担这类困境，或许这对于小陈并不成为困境，而只是最自然而然的本能关怀，这是局外人再怎么深思也达不到的。所以我们不妨为小陈点个赞。点赞的同时也不妨为这道有趣的高考作文题点个赞。毕竟，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伦理问题可能是这个社会中唯一严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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