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云也退
我泡中文论坛时发过一个帖，谈了谈对《平凡的世界》的看法，主标就四个字：“道德图腾”。若不是写了这个帖，我今天对这部小说的印象怕是要淡薄到撩不起来，连写这么一篇文都做不到了。
赵本山最失败的春晚小品《红高粱模特队》，里面有句点睛的台词：“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这是路遥的心声，他真诚地这么认为，其败也在此。我那时写道，我就是看不上路遥在书里写了太多的俊美青年，几乎每个做过点事的正面人物，相貌都差不到哪里去，尤其是女性。倘若我重读《平》，读到孙少平发现最穷的郝红梅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这个情节，我肯定把书丢到一边：这啥呀，太假了！但是，想当年第一遍读的时候，我倒是真真为少平感到庆幸的，好像觉得一个女人的美姿颜，是心善男人应得的酬答。
也许，这个“第一遍”就是《平凡的世界》的意义所在：我在适合的时间读到了适合的书，我的一段心智发展到底是被它画上的句点。我现在更愿意将读它视为一次变相的“成年礼”：它彻底地、过分地满足了我的一些精神期待，让我在读完之后猛然醒悟，这些期待其实很幼稚。
城乡关系：取悦作者自己的浪漫田园
在从毛时代往邓时代过渡的这段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思潮，而路遥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农民情结拴住了他的问题意识，他不像很多同行那样，着力于以小说来揭露之前十几年里的可怕混乱，而是专注于城乡二元体系里农民的日子(爱情之类的，其实始终在其次)。路遥曾说，他要写下自己心智的“血泪史”，不想取悦大众，可是，动机未必能得出相称的结果：《平凡的世界》没有取悦读者，却“激励”了他们。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仍有大批读者，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接触到的此书，表示受到了小说的鼓舞。
孙氏兄弟的奋斗的确有激励作用，但这种励志的代价，是在现实刻画方面有所趋避，套上一些固定的、老套的人物关系设定。农村绝不美好，何况是黄河流域的陕北，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形成了鲜明的城乡分立格局，到了《平》所描写的时期，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路遥对此似乎有种敏感；他的确热爱自己的农村，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他还一直在设法让城里女性爱上农村的农民，不管是黄亚萍与高加林，还是田晓霞与孙少安，莫不如此。
他这样做，可有搞“城乡一家亲”的初衷？没有。在《人生》里，路遥已明白地显露了自己的偏好：农村出身的好青年高加林，融不进城里的生活，而他移情别恋的那个黄亚萍，怎么都无法让人产生好感，好像是她把高加林带进了(所谓“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歧途。结果，高回到农村，重新亲吻土地，非得有这么个结局，路遥才觉得这部小说立住了脚：这趟写作，才是对得起他自己的所爱所念的。
高加林的故事，带给人的困惑大于释然；而孙少平呢，则是释然大于困惑——他跟田晓霞的关系是符合传统期待的，类似董永配七仙女，勤劳憨厚的男性喜获仙子的爱。孙家兄弟，一个物质致富(精神上当然也不差)，一个精神致富，虽然晓霞为救人而丧生洪水(这段情节在书中特别有名，很多人都能背出路遥的原句)，按现在人冷血的说法，构成了全书的一大“泪点”，少平头上的光环，却是被点得更亮了的：他可是烈士所爱的男人。
这些内容，在我看来，都只有一遍的可读性。晓霞是城里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女儿，而少平是农民子弟。揆诸这个国家的一般经验，尤其鉴于邓时代开始后的国情，普通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印象，可以说，是多少本“田野浪漫主义”小说都美化不了的。然而，《平凡的世界》以男女之爱轻松地跨越了这道藩篱，将它淡化，所以，我说它回避了致命的矛盾，只为满足读者(更是作者本人)的一个很初级的期待：看一场超越出身的美丽爱情；有情人必成眷属，别的都是浮云。
资料图性别模式：城市女人是“污染源”
孙氏兄弟和高加林一样，都是路遥心目中男性英雄的代表。不论结局如何，他们都相貌堂堂，正直而不乏野性魅力，吸引着城里女子的爱慕，也证明了“劳动者最美”。但这个劳动者只能是男的，这是黄土高原的自然属性；爱上劳动者，等于爱上了这片土地，方才能得到作家的钟爱，相反，对劳动缺少感情的城里人，则威胁着乡村的宁静和清洁，书中的懒汉王满银，经常勾搭不三不四的城里女人，就是一个明证。
女性也可以是劳动者，例如孙家的小妹孙兰香。然而，路遥是把她男性化，他对兰香的肯定，是对其身上的粗朴的男性气息的褒美。与城里女人污染农村男人(有《人生》里的黄亚萍为证)相反，农家女子接受教育、进入城市，却是给城市带去农村男性的某些良好特质。孙兰香品学兼优，读中学时就干体力活挣钱，凭着精神力量熬过生活里的各种艰辛，这种农村女性，在路遥眼里，可比杜丽丽之类做着诗人梦的城市小女孩要实在、可亲多了。
为了巩固这一性别模式，路遥还安排了一个城里人吴忠平，作为孙兰香的反面。吴不是坏人，但家境较好，自幼不知农村的艰苦，于是，在路遥的笔下，他是一个彬彬有礼，心善，却又拘谨害羞，在与兰香的恋爱中缩手缩脚的人物。这里，路遥清楚地传递出他的信息：远离稼穑，男人也要丧失阳刚，而俯身土地，胼手胝足地讨生活，就是女人也能出落得豪迈而美好。
《平凡的世界》的主力阅读人群，恐怕都还在渴爱的年龄，好人之间的爱是多么符合他们的期待，就像当初的我也被感动过一样。都是踌躇满志，即将踏上奋斗之路的人，认同孙氏兄妹没什么难度，要是读过路遥的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则更容易接受小说里设计的那一套理想化的城乡人际关系，灌输的那些生活信念。我们向这部小说以及路遥本人求取的东西很少：一点前进的动力，一点乐观。在这个意义上，你完全可以把1986年获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同那年开播的央视版《西游记》相提并论——它们的励志级别是基本一样的。
“苦行者”：乏味无趣禁锢想象力
它们也都已进入到“情结”的范畴里，情结无法化解，无法根除，只能时时抚摸，思量，缅怀。对作家的种种先行观念，一些僵硬的人物设定，人们宁可不去推究它们的来历和是非，而选择保全第一次阅读时的体验。至此，阅读和重读，其实已不再具有完全的意义。另一方面，路遥“苦行者”的个人形象亦影响着我们对他的作品的评价，就好比听柴静讲话，我们往往提前作好了被感动的准备，而不能单纯地审辨她所说的内容。
路遥虽然歌颂劳动者，可他本人，不用说劳动了，连生活自理都很困难。他有过两次婚姻，配偶都是知青，根据其传记作者的描述，他的性格极不宜家，由于闷头写作，他对家庭采取一种粗暴的、类似家长制式的管理，竟至于在临终前夕签署了离婚协议。作家在现实中的乏味无趣，事实上禁锢了他的构思，使得他在构思男女之情时缺少想象力，在处理城乡关系时，方式也近乎脸谱化，一个套路走到底。
热爱《平凡的世界》的人，恐怕多半也了解过路遥的生平——他的写作状态何其“主流”，很长一段时间都作为事迹来传颂。当然了，今天的人已经对煽情的东西有了免疫力，但更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了解心理学上的一个术语：“劳力辨证误区”，说的正是人们往往会误认为，对一件事投入很大，就一定是值得珍惜的。花费五年十年完成的作品，要彻底推翻，恐怕比自杀还心疼；而“劳力辨证误区”则提醒我们，即使你在一件事上辛劳了很久，最后也要保持一定距离去看待其结果：它，仅仅是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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