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的阿赫马托娃(文/吕正惠)
阿赫马托娃(1889～1966)和她的朋友帕斯捷尔纳克(台湾译作巴斯特纳克，1890～1960)、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一起被西方视为苏联时期代表性的诗人。西方评论界在谈论他们时，往往强调他们在苏联体制下如何受到迫害、他们的艺术如何不见容于苏联，似乎他们诗歌的主要价值就在这里。西方的评论未必错，但只强调这一点，实际上严重歪曲了他们的真面目。在读了乌兰汗先生所译的阿赫马托娃诗选(除了本书所收的长诗，还包括她许许多多的短篇抒情诗)之后，我尤其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我相信，阿赫马托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的成就比起同时期的西方著名诗人，如叶慈、梵乐希、里尔克、艾略特等人，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赫马托娃很早就以她的深具贵族气质的情诗，建立起她在俄罗斯诗坛的地位，在很长的时间里，西方评论家也以此作为评价的重点。一直要到一九六〇年代以后，大家才赫然发现，她后期的诗作才是她艺术的高峰。我初读她的《安魂曲》时，完全不能相信，诗可以写得这么简朴、但又这么感人(有一个罪犯写信给阿赫马托娃说，“我被那种能刺伤人的纯朴所震撼”)。试看第二、三两节：
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
黄色的月亮跨进门楼。
月亮歪戴着帽子一顶，
走进屋来看见一个人影。
这是个女人，身患疾病，
这是个女人，孤苦伶仃。
丈夫在坟里，儿子坐监牢，
请你们都为我祈祷。(第二节)
……
不，这不是我，是另外一人在悲哀。
我做不到这样，至于已经发生的事，
请用黑布把它覆盖，
再有，把灯盏拿开……
夜已到来。(第三节)
第二节以民谣式的曲调表现了深沈的忧伤，第三节却用“黑布覆盖”和“把灯拿开”展现了全然黑暗的世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探监的人成了号码(第三百号，见第四节)，而“犯人”：
……一张张脸是怎样在消瘦，
恐惧是怎样从眼睑下窥视，
苦难是怎样在脸颊上刻出
一篇篇无情的楔形文字。(尾声)
因此，表面朴实的文字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内涵，从而使人间成为炼狱，这就把人类的某一特殊事件(1938年至1939年斯大林的大清洗)提升为一种人类的象征，曾经受苦难的人在读到这些诗作时，都会深受感动。阿赫马托娃还未定稿时，曾把其中两节读给一个丈夫被逮捕的妇女听，那妇女说，她既觉得自己很幸福，又觉得自己很不幸，并且知道她已得到某种解脱。整组诗就这样的口耳相传，不知为多少人所背诵，用以自我抚慰，就这样一直传播开去，终于在一九六三年，在德国出现了纸面版。阿赫马托娃在题词中说：“我和我的人民共命运，和我的不幸的人民在一处。”《安魂曲》使阿赫马托娃从一个倾诉自我爱情的诗人，完全蜕变成一个“民众的诗人”，成为一个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可以在她那里找到抚慰的诗人。
阿赫马托娃的手迹这种诗人角色的转变，是她自我选择的结果。当苏维埃革命发生后，她选择留在国内，而不像她的许多朋友(其中还包括她当时热恋的情人)，流亡到西方。为此，她写过好几首诗，其中最早的一首是这样的：
我听到一个声音。他宽慰地把我召唤：
“到这边来吧，”他说，
“放弃你那多灾多难的穷乡僻壤，
永远地离开你的俄国。
我会洗掉你手上的血迹，
清除你心中黑色的耻辱，
我要用新的东西抵消你的委屈
和遭受打击的痛楚。”
可是我淡然地冷漠地
用双手把耳朵堵住，
免得那卑劣的谰言
将我忧伤的心灵玷污。(1917)
一九六五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阿赫马托娃名誉博士，她到英国参加颁赠典礼时，见到她非常喜欢的艾萨克·柏林，她对柏林说：无论有什么在俄国等着她，她都会回去。苏联政体只不过是她的祖国的现行体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长眠于此，作为一个俄国人就应如此。阿赫马托娃一点也不想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不管祖国现在处于什么状况。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她只能面对所有俄罗斯人必须面对的命运。她还在另一首诗中说：
我永远怜悯沦落他乡的游子，
他像囚徒，像病夫。
旅人啊，你的路途黑暗茫茫，
异乡的粮食含着艾蒿的苦楚。(1922)
将近四十年后(1960)，一个流亡海外的朋友(也可能曾经是她的情人)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里不需要我们任何人做任何事，道路对外国人来说是封闭的。所有这一切你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别人的面包发出蒿草的味道’。”第二年，阿赫马托娃写了《故乡的土》这一首诗：
我们不把它珍藏在香囊里佩带在胸前，
我们也不声嘶力竭地为它编写诗篇，
它不扰乱我们心酸的梦境，
我们也不把它看成天国一般。
我们的心里不把它变成
可买可卖的物件，
我们在它身上患病、吃苦、受难，
也从来不把它挂念。
是啊，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套鞋上的土，
是啊，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牙齿间的沙，
我们踩它、嚼它、践踏它，
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混杂。
可是，当我们躺在它的怀抱里，我们就变成了它，
因此，我们才如此自然地把它称为自己的家。
因为她生活在故乡的泥土中，所以她不但与俄罗斯人民一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共同受苦，还和俄罗斯人民在抵抗纳粹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共同奋斗。
在列宁格勒的围城战中，她透过录音，向列宁格勒的民众广播，要大家坚定地保卫列宁格勒。她和普通妇女一般，手上提着防毒面具，身背小挎包，站在住屋的大门口值勤。她写了许多爱国诗歌，包括当年传诵一时的四行《宣誓》：
今天和恋人告别的少女，
也愿把痛苦化为力量。
我们面对儿女，面对祖坟宣誓。
谁也不能迫使我们投降。
她的这种爱国热情，在本书所选的三组战争诗中很容易看得出来，这里就不再多举例子了。
经历了三十年代末的弥漫全国的恐怖大清洗，经历了四十年代初的全民热血参与的卫国战争，始终和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的阿赫马托娃，终于把她深邃的历史眼光锻炼成熟了，于是开始写作她的抒情史诗《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这部耗去她最后二十多年光阴的、不断修改的长篇诗歌，就成为了她一生苦难和创作的桂冠。
我已经把《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仔细读了三遍，坦白讲，并没有完全读懂。乌兰汗先生在译诗中加了不少注解，又在译后记中对此诗提供相当详细的解说，对我帮助不少。我又参考了其他资料，才算勉强掌握了全诗的结构和用意之所在。一般认为阿赫马托娃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但苏联著名评论家楚科夫斯基却说，她是一个历史画的大师。从《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来看，确实如此。阿赫马托娃选取了三个时间点：一九一三年旧俄罗斯帝国即将崩溃的前夕、斯大林恐怖统治的高峰期、苏联卫国战争从最艰固的阶段即将转入反攻的关键时刻，她用这三个历史的重要关头，写出了一首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史诗，并把自己的一生织入其中，形成历史剧变和个人命运紧密结合的大叙事诗。这么宏大的企图，在二十世纪重视个人内心世界的诗歌创作中是难得一见的。
《安魂曲》书影我们可以说，因为阿赫马托娃始终坚持站在祖国的大地，和祖国人民同其命运，她才能时时刻刻站在历史的洪流中。当然，被这个洪流冲着走，她的一生也就充满了苦难，但也因此，她才真正地认识到、体会到二十世纪的人类命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能写出这么了不起的作品。如果不怕女性主义者责骂，我们还可以说，这样的作品由一个女性来完成，只能令人更加尊敬和赞叹。
但是，这样说，也还只是涉及阿赫马托娃叙事的大架构是如何完成的层面，还不足以呈现她的诗歌的感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主要还是来自她独特的抒情性。试看《野蔷薇花开了》组诗的第三节“梦中”：
我和你一样承担着
黑色的永世别离。
哭泣有何益？还是把手伸给我，
答应我，你还会来到梦里。
我和你，如同山峦和山峦……
在人世间不会再团聚。
但愿子夜时分，你能够穿过星群
把问候向我传递。
独立来看这一节，这是暗含了某种情节、某种戏剧性的抒情诗。也许，诗人和她的情人因为政治理念不得不分手，一个留在国内，一个流亡国外，从此天涯海角，永不相见─或者，只能在梦中相见。作者的语调极富悲剧性：你和我“一样承担着”“黑色的永世别离”，我们都是历史造化的牺牲者，然而，我们不得不如此。这就是历史的悲剧，这许许多多的历史造成的个人小悲剧，合起来就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它写的既是个人，又是集体，既是俄罗斯，又是二十世纪的所有人类，因为这正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主流─人类大冲突、大断裂的时代。因为这样，这个历史是没有“英雄人物”的，它涉及每个个人，同时，也可以说，每个平凡人都是“英雄人物”，都是“主人公”(主角)。所以，我们可以说，阿赫马托娃不只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史诗作者，因为她的诗涉及了二十世纪的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才是最具代表性的二十世纪的伟大诗人。请看《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的最后一节：
卡马河就在我的面前
上了冻，结了冰，
有人问一句“你去何方？”
不待我动一下嘴唇，
疯狂的乌拉尔就震动了
条条隧道，座座桥梁。
一条道路为我展现，
多少人沿它走去未返，
儿子也是顺着这条大道被带走，
在西伯利亚大地上
在威严而又水晶般的寂静中
这条殉葬的路途遥远。
俄罗斯为死亡的恐怖所袭击，
知道复仇的时期，
她垂下干枯的眼睛，
将双唇紧闭，她从我的面前，
向东方走去。
乌兰汗在译后记说，诗人以交叉的手法既写了未来，又回忆了过去。疏散，去乌拉尔，去塔什干，去西伯利亚。面对着西伯利亚历尽沧桑的茫茫大路，诗人发出无限的感慨。她说：“多少人沿着它走去未返”。短短的一句话中包含着说不尽的内容，但诗人没有讲具体历史事件，如十二月党人被流放，俄国革命者服刑，红军到前线打击外国武装干涉者，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时被冤枉的忠诚干部押往集中营，包括她儿子被流放，都走过这条道路。现在她还走这条路，但历史却完全不同，旧的俄罗斯已经死亡，祖国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即将获得新生，她也在长期的苦难之后，看到未来的希望。这一节诗可以说是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完全交融的最佳例证，充分显现了阿赫马托娃深刻的历史感受。
因此，我建议，阅读本书，可以先读《安魂曲》、战争组诗，再读其他组诗，最后读《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这样，最终就可了解《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为什么被视为阿赫马托娃一生的最高杰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从各种数据知道阿赫马托娃的代表作是《安魂曲》和《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我买了不少苏联诗歌的译本，却难得看到《安魂曲》的全译本，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的片断译文。二〇〇七年，我买到乌兰汗两卷本的《俄罗斯文学肖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惊喜地发现，其中的诗歌卷就包含了《安魂曲》的全译本，和安娜马托娃的许多短篇抒情诗。
正如前文所说，我读了这个译本，才知道阿赫马托娃是个伟大的诗人。遗憾的是，乌兰汗在阿赫马托娃的简介中说，他已译了《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但一时找不到译稿，只好“俟之他日”了，真是让我大失所望。二〇〇九年春天，我意外认识了大陆俄罗斯诗歌翻译家谷羽先生，他从大陆来台北，在中国文化大学任客座教授。透过谷羽先生的介绍，竟然能够和乌兰汗先生联络，并承他同意，把《安魂曲》、《没有英雄人物的主人公》及阿赫马托娃其他长诗，合编在一起出版，真是感到无上的光荣。乌兰汗先生的译文，从前面所引诸例，就可看出其水平，不需要我来赞美。在这里，谨向他致上崇高的敬意，与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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