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和萧红(文/活字特派员)
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思想领域比较重要的议题，家庭问题算一个。百年前的《新青年》批评旧家庭中的宗法、礼教、婚姻制度，开一时之风气，之后，现代核心家庭随着社会的变迁逐渐取代了传统式的大家庭。随后的几十年间，家庭更多成为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对象，家庭演变的历史效果始终尚待一场思想的领会。随着当代中国思想界对“古今中西”问题所展开的广泛讨论，有关于家庭的思想讨论成为一种理解这一议题的内在张力与历史蕴涵的独特视角。
第九届中国文化论坛以“百年重读《(新)青年》”为题，其中，“家庭问题”的讨论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我们听到了关于家庭问题的许多特别提法，这些新鲜话语的出现，或许标志着这场缺席已久的思想论战正在恢复它本应有的张力与活力。
“家庭、孝道与人性相关”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家庭的重要性不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组织亲属关系，而是以孝道为核心建立起伦理关系，并成为中国传统德性的根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家庭的批评与颠覆，同时质疑了家庭中是否存在必要的伦理关系，特别是当个人要求独立地同社会发生关系时，家庭中的伦理纲常与现代社会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关系。
从这一背景出发，张祥龙教授谈到《新青年》里大量出现的“反家思潮”，认为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家庭的一项恶果是：它同时否定了家庭与人性的关联。家庭本位或亲亲本位是孝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对家庭本位的批判，让孝道变得无处安身，最终直接影响孝道的合法性问题。
出于这样的焦虑，张祥龙关注的主要问题不是中国式的家庭是否应该存在，而是家庭本身和亲子关系本身是否能超出时代而具有人性的根据。《新青年》时期的一些激烈观点认为，亲子关系只是由父母的性欲冲动造成的，既然父母只是出于自己性欲的需要生育了后代，所以只是与后代之间保持生物学的联系，后代就不必一出生就背负着尽孝的道德义务。
张祥龙指出，此种言论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一个亲子关系中的基本事实和要素，即父母于子女不只是生产之环，还兼具养育之恩。家庭不是一种缘起于性欲的生物需要，而是从人性中自然形成的伦理结构。父母的养育之恩被成年的子女意识到，就能够从父母的慈爱中理解人性中共有的孝慈。儒家所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味着人类家庭所特有的伦理和道德感，可以营造出人类独有的美感和神圣感。
“没有了对纲常人伦的思考，儒家思想就只剩了一个空壳。”
吴飞对家庭问题的思考同样关注于人伦，但不同于张祥龙的儒学视角，吴飞更加关心新时代人们对人伦的理解是如何改变了家庭的作用。在他看来，肇端于清末，高潮于五四的人伦批判大体有三条醒目的线索：
1. 从压抑人性的角度批判传统礼教；2. 通过对法律体系的转变，在社会实践中改变传统的礼法体制；3. 对母系论的接受成为人伦批评的社会学基础。
第一条线索认为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人伦压抑人性自然，《新青年》以来的激进启蒙传统都强调三纲压迫了人性自然和独立人格，礼教是一种不自然的、反人性的道德规训。但吴飞以为，此类激进言论表面上是打倒孔家店，实质上却是用儒家更重视的人情自然反对三纲之名，所以五四时期很多批判家庭的言论都仍具有儒家关怀。只不过他们言论所煽动的时代情绪造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将三纲等同于儒家人伦思想的全部。
吴飞在会议上说的更多的却是母系论的危害，在他看来如果承认母系社会的曾经存在，就必须承认乱伦、群婚等现象不仅在历史上存在过，而且在将来家庭消失之后仍将具有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家庭只是一个历史现象，父子、母子、夫妻关系都会随着历史不断变动，并不存在永恒的孝慈，家庭也不必是人类持之以恒追求的价值取向。
尽管甘阳的点评认为母系论是一种早已被学术界抛弃的破产理论，吴飞更应该用力于挑战人伦批判的前两条线索。但吴飞本人对母系论的关切，似乎并非针对母系论本身的正确与否，而是对母系论的传播效果及其误用深表担忧。在吴飞看来，因为母系论呈现出的历史解释，是拒绝承认人伦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这样以儒家为代表的纲常人伦始终会被深渊般的虚无所挑战：如果人伦只是人类历史中暂时的、偶然的现象，我们又何必期待未来的家庭仍然保持熟悉的人伦亲情呢？
“齐家”与“治国”是两套不同的宪制
朱苏力教授最近就中国历史上的“宪制”传统发表了一系列独具只眼的文章。在本次论坛上，他从“齐家”角度切入家庭问题的讨论，表面上看，朱苏力似乎要回归到儒家经典的解释，但实质上，他的问题更接近政治学和法学。家庭的自我治理模式在中国历史中展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法律实践，可以提升到普遍规范性的宪制层面，这样“齐家”就不仅仅是个人化的道德实践，更是一种能够分享的社会实践可能性。
朱苏力观点中最为特别的是，“齐家”与“治国”是针对不同领域的两套具有宪制意义的制度系统。“齐家”是农耕社区的组织治理，如果我们从国家的视角反过来看家庭的意义，家庭同时意味着一种基层政权建设。国家能力自上而下的、面面俱到的治理并不适合中国的农耕社会传统，相反，农耕社区以家族为单位的自我组织治理具有天然的优势，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与男女关系自发地在历史上形成了自我治理模式，保持着农耕村落的稳定有序，为传统中国的大国政治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现代政治是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国家治理能够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以发挥政治效力。如果依照朱苏力的讲法，“齐家”与“治国”是两套不同的宪制，“皇权不下乡”又曾是有效的政治智慧实践，那么作为宪制的“齐家”之构想，或许能打开某种当代政治治理的可能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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