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894年，此时的大清帝国，早已成为贪腐之国，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举国皆贪，腐败早已成为官员们的日常工作。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下，要求李鸿章一个人当圣人，实在近乎奢望，大清官场上，李鸿章也绝对不是一个清官。
题图 李鸿章 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祝勇
1894年，李鸿章已经接近了帝国冰山的顶峰，这个精明清醒，又从来不失勇气的政治领袖，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站在高处，他能清晰地看见冰山的裂缝，他知道那座冰山随时可能坍塌下来，“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
李鸿章亲眼看见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是怎样一步步靠边站的，尽管他的这位老师一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但他凭借一己之力创建湘军，横扫太平天国，其实力，不可能不引起朝廷的忌惮。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无论从哪一条原则出发，太平天国的灭亡，都预示着他自己的末路。
尽管早在康熙时代，就十分注重任用汉族官员，但有清一代，汉族官员的处境却十分尴尬，他们一方面希望通建功立业来兼济天下，另一方面却要时时受到朝廷的猜忌和节制，大清以武力夺取天下，而且夺取的是汉人的天下，所以将兵权控制在汉人的手中，朝廷无论如何是不放心的，“兵者，不祥之器也”，身怀利器，杀心必起，这也是大清帝国不积极发展军力的原因之一。无论朝廷，还是汉官，都处于一种悖论中，朝廷不甘心任用汉官，而不用汉官又无以治天下；汉官有心报效，却被视为“政治上不可靠”，这才是范仲淹所说的，“进亦忧，退亦忧”。但与知难而退的曾国藩相比，李鸿章的责任感更重，明显是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好干部，“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1]。纵然如此，接替曾国藩直隶职务的李鸿章，也只能重蹈老师的覆辙；而在“后李鸿章时代”，这样的夹缝终于让袁世凯不堪忍受，亲手把这个王朝送进了坟墓。
李鸿章曾经在私下里抱怨：“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大清官场上，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清官。关于李鸿章的经济问题，世上有种种传说，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梁启超的意思是说李鸿章算不上亿万富翁，但他凭借行政资源可以掌握许多原始股，似乎在暗示李鸿章的钱，并非贪污所得。据说李鸿章访问欧洲时，经常问对方有多少家产，随行人员告诉他，这样问不礼貌，李鸿章不管那套，照问不误。有一次，李鸿章访问英国一家大型企业，看见一个工头，突然问他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工头回答，除了薪水，没有别的收入。李鸿章慢慢地指着他戴的钻石戒指问：那这个戒指是从哪里来的呢？令对方十分尴尬。这一事件，被欧洲人传为奇谈。
此时的帝国，早已成为贪腐之国，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举国皆贪，腐败早已成为官员们的日常工作，诸如海瑞、夏元吉、刘大夏这类清官，在明代已是凤毛麟角，到了清代，曾国藩或可以圣人自居，始终坚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曾氏之后，严于律己、一心为公的官员就彻底灭绝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官员们只管创收，以行政资源换取个人利益，没有人去在乎钱的来路。1889年，日本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交的第一份情报《复命书》就指出：大清帝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下，要求李鸿章一个人当圣人，实在近乎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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