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河的问题更严重。城河原本是城壕，和城墙作为一个整体防御工事。解放后面临城市排水问题，西安周边“八水绕长安”，但是城市里却没有河流，雨水往哪儿排？所以把城壕改成城河，又要蓄水，又要排水，有40多个管道。市区里面有40多平方公里的雨水，相当于当时130平方公里城市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都要往城河里排。但是城河作为城市蓄水、排水系统，能力不够，几次大雨造成的灾害很大。特别是1981和1982年大雨后城河容纳不下，溢流进城，淹了1000多户。再加上一部分污水也排进城河，把城河变成了污水沟。
还有环城林带，当时估算里面有20多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包括瓮城里面也全被单位占着。“所以环城林不成为环城林，实际上是违章建筑群。”张富春说，他们提出的四位一体的维修方案，正对应城墙存在的几大问题。
但是维修资金从哪儿来？张富春告诉本刊，当时的西安财政全年的城建资金只有1.2亿元，而预计要花两三个亿。后来是马文瑞给中央写了封信，中央批了5700万元，中央、省、市按照5∶3∶2的比例，才把资金问题解决。
70岁的史凡当时是西安碑林区副区长，兼任区环城建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她告诉本刊，环城工程建设分到六个区，四个区搞城河，两个区搞城墙，之后再由区里分到街道，街道分到各单位。碑林区第一期负责城河的和平门到南门的一公里多，二期负责小北门段，清除淤泥、治理护坡。史凡回忆，那时候清淤全部靠人海战术，把河底沉积了两米多厚的淤泥一桶一桶地人工拉出来。因为城河水位比较高，不可能把水引走了再修，要先在一侧修个导流渠，让水流走，在另一侧清淤泥，之后再换另一侧。而且为了不让维修城河抽出的臭水向下流到别的区，修护城河是上下段同时开工。在维修南门吊桥时，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南门吊桥因为大雨返修了四五次，想尽了一切办法让水泥快点凝固。最后一次，我们开着吉普车狂奔，半夜敲开店家的门买凝固剂。”让她感动的是，被吵醒的店家一听是修城河，就说“拿走吧，明天再来交钱”。
兼城河治理总指挥的张富春回忆说，1983年一直持续不断的雨季，工棚异常潮湿，多少工人都生病了。城墙上要补的洞有2000多个，每个洞的情况都不一样，施工方案就要有2000多个。补城墙的砖必须是特制的，又派技术员到户县等地的砖窑定制……城墙和城河的这次大修效果显著。1983年4月1日到1985年底，两年多的环城建设工程让西安城墙的东、南、西三面完全贯通，还重建了部分敌楼、角楼和一座魁星楼。城河的淤泥被挖出，库容量也从40多万立方米恢复到100多万立方米。
史凡自称是“城墙守门人”，几十年的上学、工作、生活，都是“以南门为圆心，方圆一公里为半径”。她在1987年正式调到环城建设办公室任副主任，在城墙和城河修复后，又开始做环城公园的整治。她还记得一开始做环城公园规划时，原则就是“古朴、粗犷、有野趣”。“古朴”来衬托城墙，“粗犷”也是为了与它历史的厚重感统一，“有野趣”是强调回归自然，所以没有一些标准的、对称的图案造型，地面也没有平整成一马平川，恢复了一些坡地，也保留了一些原生树种：日本友人赠送了一些樱花树种，形成樱花园；在西北角有一个石榴园，石榴是西安的市花；西边保留了很多核桃树。让史凡自豪的是，环城公园成了西安人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散步、遛鸟、唱秦腔，简直成了自己家的舞台。
对史凡来说，如果说环城工程还有什么遗憾，就是在退休前没有把城墙完全环起来，火车站那里还留着个豁口。1997年环城建设15周年前夕，她去深圳拜访习仲勋。习老一再强调：“你现在把城墙连起来了吗？你们叫环城建设委员会，就要把城环起来才行。”
激活
90年代初，摄影师胡武功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开始以《四方城》为主题拍摄城墙周边的人和事。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轮经济改革的大潮正由东向西席卷全国，而蜗居“四方城”里的西安人隔着厚厚的城墙，似乎仍满足于缓慢的生活节奏。胡武功和当时的很多文化人一样，觉得城墙是一个封建桎梏的象征，是需要从思想层面去冲破的。“鸟长期放在一个笼子里，就不会飞了。”但是随着他镜头的推进，四方城周边人们生活的悠然、笃定也逐渐感染着他，城墙作为特定文化载体的意义也多重了。无论如何，四方城与四方人，早已不可分割。
《四方城》影像里有西安人共同的童年记忆。比如其中一张，八个孩子贴身攀援在古城墙上，正顽皮地回头张望，近处一个穿裙子的小姑娘骑在车上回眸一笑，在远处的城根下，还有一个少年迷茫地傻站着。那是胡武功1996年路过时随手拍下的，小时候，他也曾经是“挂”在墙上的一个。而城门口叼着烟卷卖纸官帽和灯笼的小贩，也是他过年时的盼望。西北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中，讲究过年时舅舅送外甥一顶“官帽”，于是这个小贩的生意会从大年初一红火到十五。不知不觉间，城墙下的生活也在悄悄变化着。照片里出现了捧着旧半导体的老人和听“随身听”的青年人，城墙下跳迪斯科的老年人，而他关注过的“麦客”已经基本消亡。
胡武功拍摄《四方城》正好赶在了西安大拆迁前。在他刚开始拍摄的1995年，西安开始了大拆大建的历程。到了1998年拍摄完成，北大街被拓宽改造，老式店铺一律推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拓宽成80米的双向路，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也已具规模。随后西大街也开始改造。他说，在有意无意中记录了城墙一段即将消逝的历史。
城市在变，人们对城墙的看法也在变。1998年克林顿访华，西安城墙第一次作为主体走到前台。史凡组织策划了那次入城迎宾仪式，她告诉本刊，当时先遣团要从几个城市中选择一个能代表中国特色的城市，而且是作为克林顿到中国的第一站。西安有什么是别的城市无法复制的呢？大家一致认为，城墙是西安特有的舞台，而“西安南门仿古迎宾入城式”是独具魅力的，这是根据中国古代礼仪和唐代《开元之礼》仪规，利用西安特有的古城墙而筹划的。他们临时用美国国花玫瑰在月城里做了100多平方米的迎宾图；听说克林顿的夫人、女儿、丈母娘要来，他本人又喜欢音乐，因此在箭楼平台上加入了背景轻音乐；在城墙上还设计了小学生写“和平万岁”书法送他。结果，先遣团看后的当晚，就确定第一站非西安莫属。史凡说，协调过程中，中美双方基于文化和安全的不同理念也产生不少分歧，可谓不打不相识。比如美方安保组要求南门御道广场周边的守城士兵队伍将手中的冷兵器换为可摇动的龙旗，以干扰外部视线，她坚决拒绝了。而负责搭建赠交古城金钥匙台的小组则要求搭建两米高的平台，好让整个广场远近都可看清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克林顿本身就1.9米高了，再搭个两米的台子，那不成靶子了？后来降至1.1米。两个月后的入城仪式让史凡终生难忘。市长将象征开启古城之门的金钥匙送给了贵宾，随后在古朴雄浑的大唐乐曲中掌灯仕女、文臣武将、多国使臣礼宾出迎。随着礼仪官一声“恭请贵宾入城”，战鼓齐鸣，贵宾们接过通关文牒，在掌灯仕女的引导下，踱吊桥、过闸门、进月城、穿灯廊、登城墙。克林顿原计划在城墙40分钟，结果延迟至1小时40分。临别时他握着史凡的手说：“我经历过很多欢迎仪式，今晚的古城堡是我终生难忘的。”
“克林顿第一站来西安，是打开中国历史之门，城墙的文化属性得以彰显。”曲江管委会副主任、西安城墙管委会主任姚立军自称第二代城墙守护者，他告诉本刊，在他来城墙时的2004年，北门火车站的豁口采取修复复原和保护文物的方法相结合，终于将整个城墙连为一体。可以说，第一代守护者把破碎的城墙连起来了，而他这一代人的使命，则是传递文化，让城墙活起来。
姚立军来到城墙管委会工作时，黄金周刚刚施行，如何让人走进来，让城墙创收，是他最大的难题。他告诉本刊，那时候城墙还在赚门票钱，一张门票10块钱，北门、南门、含关门各有各的地盘，分别售票，场面混乱。卖票的人就在门口支一张黄桌子，穿个军大衣趴在那，耳朵上还夹着一根烟，有人来就把票从兜里面掏出来，一手拿钱一手拿票。而城墙也像其他景区一样，城楼里、城门里都是一个个商店，环城公园里还有90个摊位，到处卖同质化旅游商品，书画、地毯、丝绸、玉器。大家都把城墙当成个载体，认为其自身没有旅游价值。
姚立军认为，先要让人关注城墙，进来触摸感受它，否则它就是一堆废弃的垃圾。他晚上一个人站在城墙上会不由得想起3000多年的长安史，想起城墙下所对应的每一个地点曾经发生过什么。可是历史怎么让游人走入？他说，先用保护的手段，还原城墙自身的价值。除了大的修复工程，还有每天的日常巡查。城墙长13.74公里，城墙管委会文物保护部负责安全管理的6个人轮班，每天都要绕城一周，作墙体变形观测。刚从文物保护部退休的蔺娜告诉本刊，目前的西安城墙已有600余年历史，而其文脉机理又源于1400年前的隋唐时期，它就像是老人，年老体弱时常得病，遇到恶劣天气更要加强巡护。她形容自己，既是城墙的“美容师”，又是“医生”，给城墙治病，应对那些裂缝、沉降、鼓胀、松动。
我们去的那几天正赶上城墙的“夜跑”活动，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姚立军说，类似活动非常丰富，就是为了让城墙活起来，有人气。平日租辆自行车绕城墙一圈，就可以“半日游尽三千年”。更大规模的活动是每年11月份第一个周末的马拉松，已经形成一个品牌，上万人都在上面跑。而在一些传统节日，城墙更是一个必来之地。比如中秋节，家人登城赏月，感觉真是中国的中秋节。元宵节灯会，晚上上来近10万人，好像带着一家老小在上面走走，才是西安人。
让姚立军骄傲的是，他接手前一年城墙的门票收入只有750万元，现在已经超过了1个亿，游客人数仅次于兵马俑。在他看来，“城墙开始就像一个病恹恹的老头，现在活得很滋润，有很多人爱他，妻儿子孙环绕着他。前段时间想在城墙上安装一个电梯以方便老幼，很多人不愿意，说等于要给他装个假牙，马上拆除了。这也说明西安人对城墙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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