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落的生活现场
在从小生活在城墙根下的商子秦记忆里，60年代到80年代，城墙里的生活都没什么变化。那时候他家住在湘子庙街的一个大院里，就在现在南门盘道的位置。院子的北门紧挨着城墙，顺着一道土坡上去，就到了城墙根下。商子秦说，湘子庙街过去都是大院，多是做商号的人和旧官僚，比如他家住的这个四进院子，房主姓武，老太爷曾是清朝陕西督军，生了9个儿子，民国时期就让他的儿子们一半参加共产党，一半参加国民党。所以院子里既有曾经的国民党西安城防警备司令，也有从延安回来的艺术家、之后成为陕西某大学的油画系主任，还有一位做过西安城建局长。商子秦家是后来搬入的房客。这个传统的关中大院非常精致，前头有个花园，种着腊梅花、紫薇花，还有一棵西安市有名的玉兰花，花开的时候，西影厂都到院子里来取景。
在城墙下住着，一切就都跟城墙有关系。商子秦对本刊说，他上中学的时候，所在的西安市第五中学就在书院门的关中书院内，早晨上学、下午放学，还有晚自习上学放学，都是沿着古城墙走，一天绕南门三个来回。有时候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就绕着南门跑一圈，正好400米。学校面积小，开运动会时也绕着南门跑。更喜欢的是去城河游泳。回到家一身臭水味，妈妈往身上一抠就是一道白印，知道肯定是去城河游泳了，免不了又挨一顿揍。
因为50年代末那一轮拆城墙运动，很多城墙砖都被人扒下来了，特别是南城墙附近，城墙上下都有堆成一摞摞的砖，所以城墙根下家家户户用城砖垒灶、铺地、修房，反正近在咫尺，唾手可得。那砖，一块大约顶大开本的《辞海》两本还多，沉甸甸，光溜溜，可算是上等的建筑材料。商子秦记得，那时候有好几位著名书法家，练字都用城砖，蘸点黄泥浆，一写，水就被吸走了，擦了再写。小孩子们还拿城砖锻炼身体，刻成石锁，或者简单钻两个洞，弄成杠铃。商家厕所用来垫脚的都是城砖，现在想想，太不恭敬。
城墙砖剥落后，更方便了城墙洞的开挖。据西安作家姚泽芊回忆，城墙洞最为集中的一段是在北门附近，那一带聚集了一批逃荒到西安的河南难民，有的就在城墙上掏洞赖以栖身。直至70年代，虽然那些最初的居民早已搬离，但仍留有一处处的洞穴。小学时，他曾随大一点的孩子到城墙洞里探险，只感觉其中如地道一般洞洞相连，有些俨然如今日之三居室、四居室的套间形状，还留有炕铺、锅台和通风口，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相比市内很多人家三代人同居一室的住房状况，这城墙洞内不但面积宽阔，而且冬暖夏凉，真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温馨感。后来，这些洞穴就成了流浪者和犯罪者的藏污纳垢之地。姚泽芊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西安首次出现了一个专门打家劫舍的犯罪团伙，号称“五湖四海”，在市民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人们关注的重点，仍是这些神秘莫测的城墙洞，以至于天色一黑，就没人敢在城墙根行走。当时街道派出所要求各个居委会组织巡逻队夜间巡逻，一有风吹草动便打锣吹哨，其间也闹出不少风声鹤唳的笑话。
城墙的魅力还在于攀援，这对孩子来说尤其有吸引力。商子秦说，那时候城墙疏于管理，上面到处堆满了砖块，也禁止人上去。不过他们几个小伙伴经常一放学就上城墙，钻进五六十米一个的砖砌水槽，张开手臂撑着槽壁内侧，踩着一指宽的砖愣往上爬。在城墙上，天晴时候远望可见终南山，能看到山的形状，甚至是上面的积雪。往近处看，城墙下面都是棋盘格式的街道、院落、平房、槐树。经历了上山下乡后，商子秦在90年代初辗转再回到西安，发现院子拆了，街道也不存在了，只有路边的槐树还在，树干苍黑苍黑的，冬天在天影底下直立着。他不禁感慨：“我所认识的只有树。”今天再从城墙上往下看，全是高楼大厦，他就觉得不协调。他喜欢到规划院去看那个60年代西安城圈内的模型，做得非常细致，连湘子庙街老院里的那个月亮门都能找到。
所幸城墙还在。如韩骥所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个人力量，保不住这座墙。同样，拆掉它也不是那么容易。”
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到了“文革”，它又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但是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墙太庞大了，周长近14公里、12米高、底宽18米、顶部均宽14米，红卫兵顶多能扒下些城砖，城墙拆不动。到了1972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运动席卷全国，西安也成立了人防办公室，在城墙南门成立了城防指挥部，开始全民挖防空洞，在城墙上挖，也在城外挖，从南门一直挖到南郊，宽度有30米，甚至设计下面可以通汽车、开电影院。韩保全那时候已经意识到有问题了，他看《参考消息》上说，美国苏联已经在把自己的导弹发射井加固了。“我理解，导弹发射井肯定在最隐秘的地方，这种地方都需要加固了，我们领导还在挖防空洞，这不是开玩笑吗？”这时期城墙作为防御工事的存在价值，也成了一个笑话。
可以说，西安城墙虽然没有被摧毁，可也被“扒掉了一层皮”，几乎成了一圈土墙。按照70年代末的统计，墙体毁断14处，计1225平方米，外墙青砖被扒1846万平方米，墙体有洞穴2100孔，总塌方量超过20万立方米。正如当时在西安读大学的作家和谷所说：“古城墙，被这个大都市遗忘了，抑或将它当作碍人手脚的废物，却又困惑于无法处置它。”
重生
商子秦说，西安那时候是典型的“大城市、小财政”，所以尽管工业很发达，但是因为军工企业多，不交税，还要地方养着，财政被拉下来一大块。老市委书记崔林涛曾跟他们倒过苦水，一开始西安修二环路，都没钱修立交。也是因为没钱，尽管西安城墙当时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完整古城垣，但已是千疮百孔，遍体鳞伤。
1981年11月，新华社记者卜昭文在内刊上发表文章，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况。习仲勋看了这篇文章做出指示后，西安城墙才又一次得到了重生。直至1983年2月，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成立，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开始走上正轨。
被多彩灯光装点的西安城墙这时候的城墙保护已是大势所趋。韩骥举例，1974年兵马俑的发现，对西安城墙的保护起到了“偶然却巨大”的作用。原本只是西安临潼的几个农民在打井时的无意挖掘，却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到了80年代初，西安的旅游收入，就占到了陕西省全省旅游收入的97%。那时候“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当然是西安代表，和它配套的景点是碑林、大雁塔、骊山、华清池、钟鼓楼，城墙的破败更显突兀。
1980年的一次访日经历对韩骥触动很大。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西安刚和日本的京都、奈良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随后派了个访日代表团去做友好访问，市委书记是团长，省委书记马文瑞的夫人孙明是外办主任、副团长，他作为西安规划局规划室的主任，是团员之一。临走时领导就叮嘱，不要总是友好来，友好去，推杯换盏，夹道欢迎，要带着问题去。给出四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古城保护。韩骥就负责古城保护的问题。去到之后，整个团都对日本的古城保护印象很深。“都说日本学中国，但日本把中国隋唐的建筑都保护下来了。而且日本在‘二战’中是战败国，被美国炸得稀里哗啦的，我们是战胜国，结果我们自己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那次回来后，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里面就提出来要“四位一体地保护古城”。所谓的“四位一体”，即维修城墙、整治城河、改造环城林、打通一环路。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听了汇报，很感兴趣。
又过了一两年，马文瑞要调到北京当全国政协副主席。临走前，他想再给陕西老百姓做点事情，做了很多调查，包括城市建设这部分。马文瑞找韩骥来谈：“你是搞城市规划的，规划有几个重点：陇海铁路电气化、西安车站改造；西安飞机场迁建；黑河引水工程。还有一个是环城工程。你谈谈这四个工程，如果要实施的话，你排个顺序。”韩骥说：“最有意义的是黑河引水工程，因为关乎西安城市发展，但这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这是项大工程，规划确定后，得拿到中央立项，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第二件事是陇海铁路电气化，这是铁道部的事，主动权也不在我们。只有修城墙这事，主动权全在我们手里，而且做这个事情功德无量，流芳百世。”这个环城工程做起来也不难，“修城墙，发动群众就可以；挖城河，发动群众就可以。还有城墙附近的违章建筑，发动群众也可以拆。这样整个环城的大模样就出来了。”后来马文瑞就下决心修城墙了。
1983年4月1日，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市委书记是主任，市长张铁民和几个副市长是副主任，还有两个名誉主任——习仲勋、马文瑞。时任副市长的张富春也是副主任之一，他告诉本刊，这个委员会下设环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成员有计委、建委、财政局、物资局、公安局等等，也是为了协调工作。与“四位一体”相对应，办公室下面有四个指挥部，分别是维修城墙指挥部、整治城河指挥部、改造环城林指挥部和打通火车站下穿隧道指挥部。到了每个区、每个街道，也都下设了指挥部，真正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入城式表演结束后的隆重谢幕真正坐下来制订修复方案时，发现问题比预想得更困难。张富春说，城墙13.74公里，发现14处断面，总共1公里多长。另外外墙的剥落很严重，城砖缺失几平方公里，三层海墁破坏了一半以上，排水道基本上已经破坏完了。除了南门箭楼、北门城楼毁于战火，各门的箭楼城楼基本完整，但是98座敌楼和4座角楼已经全部没有了。再加上利用城墙挖的2100多个洞，长度达40多公里，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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