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墙与西安人:情感的守护

2014年11月14日15:26   文化专栏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编者按】韩骥总是回想起老师梁思成在北京城墙拆除关头的疾呼:“这个城墙由于劳动的创造,它的工程表现出伟大的集体创造与成功的力量。

文/贾冬婷

  冷兵器时代的最后遗存

  “城墙可以防原子弹,咱们的城墙厚,可以挡冲击波。”在上世纪50年代初讨论西安城墙存废问题时,正是这一看似荒诞的理由,阻挡了来势汹汹的拆除。

  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商子秦听当时的西安城建局长谈起过这段历史。商子秦告诉本刊:“一五”期间,西安进入快速的工业扩张期,中西部地区接受苏联援助的35个军工项目中,有21项安排在川陕地区,这对囿于城墙内的古城西安是个大机遇。50年代初,在制订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总体规划时,围绕着城墙的保留和拆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西安市城市规划组提出总体设想:保留老城格局,工业区避开汉唐遗址,放在东西郊区,已知的名胜古迹遗迹将规划为绿地,城墙和护城河将作为公园绿地保留。在当时担任总图绘制工作的周干峙看来,城墙与护城河将成为“西安的一条绿色项链”。然而,当时支援西安建设的苏联工业专家对这个方案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多家大型军工企业将在西安建成,大量北京、东北和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将迁入西安,居住和交通是个大问题。因此,工业企业布局应该距离旧城更近,最好“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在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参加的研讨论证会上,大多数工业专家和仅有的两位规划专家的争论进入白热化。最终,几位老干部提出,抗战时期,城墙上就挖了不少防空洞躲避轰炸,可见“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防地面冲击波,符合人防备战要求”。就这样,西安城墙才逃过一劫。另一方面,1950年4月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上习仲勋就是否拆除城墙给出了意见。他认为古城墙不仅不能拆,还要保护。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以主任彭德怀,副主任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这一决定,奠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古城墙的态度,一直延续到1958年。

西安城墙西安古城墙

  “城墙防原子弹”的理由在西安尤其有说服力,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抗战时期在城墙躲防空洞的经历还记忆犹新。曾任西安市文物局总工程师的韩保全告诉本刊,他小时候住在城墙南门附近的一个巷子里,日本飞机轰炸时候,城墙起了关键作用。国民政府原本在一些大街上修了防空洞,砖砌的,宽15米,进深100多米,可是老百姓不愿意钻,因为有一次飞机轰炸炸开了一处,死伤几百人。老百姓就喜欢钻夯土的城墙,觉得结实。城墙里有2000多个防空洞,都是附近的居民和商户自发挖的。这些洞的进深大都在15米左右,有马面的地方则更深,达二三十米。为了方便跑防空洞,当时城里人大都住在城墙边。韩保全的家离城墙防空洞也就200多米,一听到拉警报,全家就赶紧往南门方向跑。他印象最深的是半夜跑警报,小孩子还睡得迷迷瞪瞪的,大人给套上衣服,没一个人说话,只听见脚步声“咵咵”响。韩保全上的小学也在城墙根下,上课时一听见拉警报,小孩子们马上兴奋地从课桌上跳下来,冲出去。防空洞里憋闷,所以不拉紧急警报时都不进洞,就在防空洞外的人家坐着,居民家里还给供应些茶水、零食。韩保全说,他最喜欢去一家茶叶店,里面有个老先生会讲故事,爱讲《封神演义》,小孩子们都围着他听。有时候四五个小时警报不解除,就一直坐那儿听四五个小时。说来也奇怪,日本飞机从来没有炸到城墙上,里面的这2000多个防空洞也很安全,从来没出事。

  城墙不拆了,也就保留下老城的固有骨架和建筑的整个系统。曾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20年之久的韩骥告诉我们,随后制订的1952年西安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最大的贡献就是保留下来一个完整的城的轮廓,井字形的道路格局,为之后的古城整体保护打下了基础。

  拆与保的分水岭

  50年代初期城墙存废还停留在专家层面的争论上,到了1958年“大跃进”,拆城风已经席卷全国,苏州、南京、北京都开始拆城墙,这股风也很快刮到西安。据档案记载,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委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讨论西安城墙存废问题。会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拆,一种主张保留。“拆除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主要起防卫作用,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国防价值已经不大,并且城墙古老,缺乏排水设备,遇雨水冲刷,很多地方容易发生危险,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反之,如将城墙拆除,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加以利用。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也可以清除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迹着想,把城楼留下来就行了。“保留派”认为,西安城墙是闻名的古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央规定有300年历史的古迹都应该保留。西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并无多大妨碍,保留下来,还可研究和欣赏。两派中,保留的声音明显居弱势。同年9月,西安市委向陕西省委报送了拆除城墙的请示报告:“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省委很快在10月份批复:“原则同意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

画舫游弋护城河画舫游弋护城河

  拆城随即开始,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南门两侧包砖已经被剥下来了。韩保全对本刊说,当时主张拆城墙的人还在报刊上算这个“鸡蛋换牛”的账,鼓吹把城砖拆下来,地皮空下来,能盖多少房子。可是那砖拆下来能用吗?主张保留城墙的一派以武伯纶、王翰章、贺梓城、范绍武、王世昌五位文物专家为首,他们心急如焚地奔走呼号。王翰章曾对韩保全回忆这段历史,他们先向时任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被市长直接顶回来:“都到现在了,你们还保护那些封建城堡干什么!”他们很着急,说省里和市里态度一样,就麻烦了。所以五个人冒着很大风险,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给国务院、给习仲勋发了封电报。后来就有了文化部向国务院写的报告《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报告》。报告于1959年7月1日提交,国务院7月22日即批复,同意文化部的意见,请陕西省研究办理。原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西安市规划委员会秘书长梁锦奎当年曾看到过这份批复,他告诉我们,多亏这个批复,及时阻止了拆墙。也幸亏西安人做事总是“慢半拍”,当时北京为了修“十大工程”,为了修地铁,动用机械设备拆除城墙,西安和北京相比,拆除不在一个量级上。梁锦奎说,看来慢有慢的好处,他们过去常常自嘲:“中央动不动就一刀切,切到南方,只切了个尾巴;切到西安,才刚伸出个头来,砍了。”

  商子秦告诉本刊,原西安市委书记崔林涛曾对他分析,保西安城墙,习仲勋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也非常有智慧。“习仲勋当时分管文化部,让文化部文物局打报告,保护西安城墙。他收到报告再一批,就保下来了。而且当时正在研究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西安城墙有幸入列,又加一个保护伞。”

  1958年还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的韩骥,目睹了推土机一步步铲倒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过程。在建筑系,他因公开支持梁思成的观点,被扣上了“走封资修道路”的帽子。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宁夏煤矿城市石嘴山。直到1973年才来到夫人张锦秋所在的西安,后来担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20余年,成为古城保护的代表。他感慨1958年北京与西安城墙截然不同的命运,而城墙存废也是两个城市日后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分水岭。回望历史,韩骥感慨,在城墙存废的选择上,有着遗恨千古或万世流芳两种结局。“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堡被完整保存下来,对全国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然而对西安的古城保护来说,则是举足轻重的战略步骤。在处理古与今、新与旧的关系上,西安坚持‘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在文物古迹周围进行建设时,‘强调同周围环境配合,发展新的保护旧的’。这两条原则都是50年代梁先生在研究北京都市计划时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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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西安 城墙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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