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老板和我们一样，都有各自的毛病和弱点，可是我们往往像小时候对待爸爸妈妈那样，认为他们是权威，是圣贤，应该永远正确，对他们抱有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终导致了我们自己的失望和尴尬处境。其实，老板也是人，你要是理解他的内心世界，应他的各种行为和情绪，通常可以与他形成建设性的良好关系。
题图文/徐浩渊
近年来，常常有人向我抱怨上下级关系不好相处，特别是对于老板给予自己带来的压力，感到特别难以承受。
“老板总是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就派给我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做完的活儿，还都是急茬儿！”
“校长还不是就看学生的平均成绩？逼得我这个做老师的人只好去压迫学生。”
“我们局长就爱听人说好听话，谁能拍马屁，谁就得宠。”
“我的导师妄自尊大，说错了话，从来不承认，还以势压人。”……
真的，老板和我们一样，都有各自的毛病和弱点。可是我们往往像小时候对待爸爸妈妈那样，认为他们是权威，是圣贤，应该永远正确，对他们抱有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终导致了我们自己的失望和尴尬处境。其实，老板也是人，你要是理解他的内心世界，运用正确的行为心理学的方法，回应他的各种行为和情绪，通常可以与他形成建设性的良好关系。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时候，和我的老板相处的几年里，给了我很大教益。
工作狂＋“奴隶主”
从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回到费城的家，开始寻找做博士后研究的位置，很快接到了宾大医学院一位教授的电话回应。电话里的男人声音平稳而柔和，好像还带着一点不列颠口音，他约我第二天下午去他的实验室面试。我瞥了一眼墙上的挂历，明天是美国的劳动节，是国家的法定假日。在这一天，家家都会开车出去游玩，或者请一大堆朋友在自家的院子里烤肉，他居然约我去学校面试！
我心想：“这个英国佬恐怕是个工作狂。”宾大坐落在费城里，没有校园边界，大学的所有楼房都在城市的街道上。所以，几乎每座楼都有保安守卫。我通报了蓝(Lan)博士的名字以后，黑人保安与他通了电话，告诉我，蓝博士马上就出来接我。因为是假日，医学院研究大楼的前庭空无一人。当蓝博士打开通道门，招呼我的时候，我着实有点吃惊。他竟然是一位刚刚三十出头的东方男子，矮小清瘦，戴副无框眼镜，典型的中国书生模样。
蓝博士打开他的实验室门，更使得我大吃一惊。里面居然还有四个人在干活！除了一位中国复旦大学的博士以外，其他的三个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竟然能够让老美在国家法定假日来工作！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老板在假日加班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是没有让自己的雇员假日加班的习惯啊。所有人的私人时间都不能随便被侵犯。更何况实验室又不是医院的急诊室，哪里需要人值班呢？看来，如果我来这里工作，未来的老板不单单是个工作狂，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奴隶主”(Slave Driver)！
最后，我还是决定去蓝博士的实验室工作。尽管，坦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医学院也有一个位置，而且，那位从北欧来的教授看起来比蓝博士容易打交道得多，但是，我喜欢蓝博士的研究项目和思路，毕竟宾大医学院在美国排行前三名，可与哈佛、霍普金斯医学院媲美，它的教授和研究水平都是世界顶级的。人往高处走嘛。
正确的反应是关键
我怀着好奇心和研究热情走进蓝博士的实验室。尽管在这里，除了老板蓝博士以外，我的学历最高，但是，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博士大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科研人员。但是，高傲自大的美国人，从来不把北美、西欧以外的学位放在眼里。中国的医生和教授在那里，常常被人当作实验员使用。其他的三位老美实验员，都是在顶尖大学毕业的学士(美国医学生需要具有优异的学士学位)，他们来到这个实验室的目的是为了镀金。在像样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一两篇文章，再赢得蓝博士的推荐信，可以帮助他们升入最棒的医学院继续学习。
我的博士研究范畴是药理生理学，而蓝博士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的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化学方法。所以，实验室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都具有我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巧。我是个天生没有架子、没有等级观念的人，而且也是个工作狂，实验室里任何人有需要，我会立即伸手帮助。常常是我下班最晚，周末还自愿泡在实验室里。很快地，我不仅掌握了实验室的大部分技术，而且和大家的关系特别好，他们一定都认为我是个很好说话的人。蓝博士也经常把一些不该我做的活儿派给我，我本能地知道应该有个节制了。而且，我发现，蓝博士能够让所有人都额外加班的原因，除了他自己干得很辛苦以外，他本人有一种特别的紧张情绪，很容易感染旁人。如果你不跟着干，会生出一种对不起他的罪过感。
在美国，感恩节是除了圣诞节以外最重要的节日，是家人、朋友团聚的日子，整个国家放长假，我打算去看望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SU)做教授的女友。宾州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中部，开车至少六个小时，我打算好好玩几天，再返回费城。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蓝博士肯定要给我派活儿，我想这是建立个人“疆界”的机会了。果然，在放假的前一天下午，所有人都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蓝博士走到我的实验台前，笑眯眯地轻声问：“浩，感恩节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以往，我通常的反应是：“没有安排，你有什么事吗？”于是，他会请求我做这做那，那么其他人当然也不好意思说不干。
可是这一次，我早有准备，笑呵呵地说：“是啊，我要去宾州大学访问一个老朋友，在那里好好休息几天。明天就是国家假日了，蓝博士，你也该好好回家休息一下啦，对吧？”所有人都在竖着耳朵听我们的对话，我故意放大声音，等于给所有人做了个样子。蓝博士急得差点用他纤细的小手把我的嘴捂上，小声急切地说：“好，好，你放假，你放假。”然后，走到其他的实验台，一一如此问了一遍。结果所有人都照我的办法，给自己“放假”啦。
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蓝博士想要我额外加班的时候，都被我婉言拒绝了。其实，很多周末，我真想把快要出结果的实验干下去。可是偏偏他来问我“周末要不要来实验室”，我只好硬着头皮，违心地说“不来”，以维护我的“疆界”。大约半年多以后，他再也不问我了。可能他也觉察到，如果不叫我，在休息的时间里，我反而自觉自愿地往实验室里跑。
最最有趣的是，第二年的感恩节，蓝博士竟然站在实验室中间，笑眯眯地大声向所有的人宣布：“Tomorrow will be the national holiday, every body goes home!(明天是国家假日，所有的人都回家过节啦！)”我听了以后，笑得差点从高高的椅子上跌下来。整个实验室的气氛也大为改善了。蓝博士真的变了。不过他的这种变化，可不能全归功于我的正确反应，其中还有更深厚的缘由。
养育老板的自信心
进了蓝博士的实验室，我渐渐发觉其他的人都不喜欢他，在背后议论纷纷。一个美国实验员告诉我，其实他的本领不如大维；另一个说，他给系主任拍马屁；周围实验室的两位中国姑娘则抱怨他对美国白人特别客气，而对中国人的态度格外冰冷。
大维告诉我，蓝博士是中学时代从台湾只身赴美学习的中国人。他肯定会讲中国话，却从来不肯讲，好像羞于让别人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有一次，一个老美把他误认做日本人，他反而挺高兴，搞得大维心里很不舒服。他还告诉我，蓝从小学习成绩特别出众。大学期间，在哈佛拿到稀有的优秀学生奖学金。毕业后，直接考入哈佛的医学院，两年以前，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直接来到宾大医学院任教。听到蓝博士的经历，我恍然明白他为什么那样缺少安全感，并且自卑自己是个中国人。
美国虽说是个由众多种族合成的移民国家，但是它的主流文化，却深深地根植于欧洲的以白种男人为核心的文化之中：崇尚武力、重实物、相信弱肉强食。这种文化在美国中学生群体的表现则是：轻视学习成绩，注重体育运动。在学校里出足风头的男孩，都是家里有钱、人高马大的美式足球运动员，他们常常欺负学习好，身材瘦小的男孩子。社会上给聪明文弱男子的恶称是“讷弟”(Nerd)，也就是老北京人骂的“蛋”。这种倾向在蓝到美国念中学的20世纪80年代，特别盛行。我可以清晰地想象他刚进美国中学的样子：一个瘦小、聪明、说不好英语的中国男孩，常常被其他学生嘲笑、欺辱。同时，在8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普遍概念还是男人拖着长辫子，女人裹着小脚的劣等民族，非常歧视。为了得到周围人的认同，蓝必须尽快说好英语，向白人文化靠近。对于当时还是一个敏感的青春期男孩的蓝，为此一定遭受了很大的精神痛苦，留下了深深的心理伤痕。
于是，导致成年以后的他，尽管已经有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却始终没有安全感，甚至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卑。想明白了这些，我从心底里对蓝博士充满了同情。看到他见着白种人，脸上马上变得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我不会再对他产生憎恶，反而有点心痛。在日常接触中，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向他表现中国和中国人的强大。比如，我知道他最看重的是个人的学术成就和智力、能力，就问他：“你知道迄今为止(1992年)，历史上SAT的英文考试唯一得满分的是谁吗？”
“是谁？”显然，这个问题引起了蓝博士的兴趣。虽然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我敢肯定他的SAT英文成绩，离满分还有一段距离。SAT是美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就考两项：数学和英文。数学考满分的大有人在，英文可就差得远了。“是一个中国裔的女孩子。”我很自豪地告诉他。蓝博士听了有点惊讶，但很开心。
另外，我与楼里其他白人教授相处，从来不卑不亢，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遇到了其他实验室不守规矩，侵犯了我们利益的时候，我会变得寸步不让。有一次蓝博士看到我在公共仪器室外面很不高兴地告诉一位美国女教授，他们实验室的人把我的实验样品搞坏了，并且请她转告，以后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白人女教授很客气地连声道歉，而且我们以后依然是朋友。多次类似的事情发生以后，蓝博士有一天对我说：“他们都喜欢你。”我笑了笑，说：“因为我也喜欢他们。”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有不少美国白人的知心朋友。他们比起中国人和欧洲人来讲，更容易相处。因为他们相对的简单、直白、淳朴。只要不触及太深刻的问题，和他们一起打球、开派对，甚至谈恋爱，都能让我很开心。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性格外向，并且比大部分美国人具有更深厚的西方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我不具有从台湾、香港或者1949年以前去到西方世界的大陆中国人的那种民族自卑感。你想啊，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后来，尽管我知道了美国有其“真老虎”的一面，并且，美国有各种“主义”，不光是帝国主义，我也没有形成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环境里生长大的人们所特有的那种对洋人的崇拜和弱势心理。我看白人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
当你和别人相处，心里感到舒坦、平和的时候，别人也会不自觉地进入相同的心理状态。如果对方原本看不起你是个中国人，但是，如果你强大到完全不受他的影响，表现为既无愤怒，也无自卑，反而怜悯他的无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如果不是精神异常，就会慢慢改变他对你，甚至对于中国人的看法。这叫做“领导情绪”(leading the mood)。也许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过分自信的人，天生就会在各种场合“领导情绪”。我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对我的老板蓝博士的民族心理弱势，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
当然，蓝博士越来越自信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实验室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他在系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巩固。而且，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强大的地位，确实给海外华人很强大的心理支持。这些，都是我的老板心理成长的重要社会条件。我只是利用这些条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已。你看，即便你是雇员，也能养育自己老板的自信心吧。
作者：徐浩渊，美国圣母大学神经生理与科学行为硕士、药理生理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后，北京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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