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没事找事的国家，且自古以来就很宽宏大度。我们想以和为贵地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尤其是与邻国世代友好，然而当今日本呢？
确切地说，是当今执政的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他们的过分猖狂和无耻行径挑起了我们民族的旧伤痛。他们不仅从来没有认真地反省自己的历史罪孽，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底线：不承认自己的罪孽也罢，却偏偏还想把当年的军国主义的屠刀重新举起，连明明是中国的一个小岛——诸如钓鱼岛也要占为己有。问题是：这还仅仅是表象。其实质，他们妄想侵吞别国、奴役其他民族的野心始终不死，并大有蠢蠢欲动之势。执政的日本首相及其同僚，一次又一次不顾深受二战日本侵略灾难之苦的中国等国人民的感受，而执意去参拜供着那些血债累累的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这既令人恶心，又叫人百思不解的卑劣行径，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撕开伤疤，去透彻地再看一遍血淋淋的悲愤史。
中华民族一向爱好和平，我们曾经放弃了对侵略国的战争索赔——关于这一点也有必要向我们的人民说明：对侵略国日本的战争索赔，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有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当时的美国等国家出于自身的目的，撇开中国，与日本进行了一个交易，于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并于次年生效的《旧金山和约》，强迫其实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台湾蒋介石政府放弃我们对战败国日本的索赔。这笔账，美国当政者可以说是心怀鬼胎，而日本国则是心知肚明。他们共同设置的这一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伎俩，应该成为世界和平史上的一大耻辱凭证。尽管如此，友好和宽容大量的我们，不仅没有再纠缠旧账，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多次千方百计地把友善之手伸向日本，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送去东洋加强中日友好交流。但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干，屡屡阳奉阴违，挑衅我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直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怒火重新点燃起来，也让那些深埋在“万人坑”里的一个个冤魂再度苏醒复活……
于是我们不得不以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国家公祭，来警告这个罪孽深重又不愿悔改的邻国。同时也告诫自己的国民：要取得和平与安宁的幸福生活，就永远不能忘却历史、忘却苦难。
当象征国家权力的表决在人民大会堂公告后，每年的12月13日——这个带着国耻和痛苦的日子，从此要举行我们每个中国公民必须垂颅而默哀的日子。
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烙在心坎上的记忆，它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然而，这样的选择和记忆其实来得太晚太晚。明年(2015年)便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所谓的“轴心国”发动的这场人类历史上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法西斯战争，战火殃及全球60%的国家，约6000万人死亡，其中我们中国死亡人数达3500万之多，经济损失在5000亿美元以上(当时的货币价值)，为最大的受害国之一。
祭奠亡者，乃是生者的一种寄托希冀和自我约束与祈福消灾的行为，中国古人重之，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除头七、二七……五七、七七(断七)和百日、周年等祭祀日外，还有一年四季中的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阳等祖宗流传下来的诸多祭祀节日。祭礼周全的中国，却偏偏少了一种祭奠，即对战争亡灵尤其是国耻之痛的祭祀。传统祭祀，人们多数是在对自己的亲人寄托思念之情。
以往，我们缺少国家形式的对那些因战争而死亡者的公祭，我们因此长期以来也就缺少了一份内心的爱国与强国的动力。
苏联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做到了：每年5月9日，莫斯科广场上总会举行盛大的集会和阅兵式，无论哪一任国家领导人都会走向克里姆林宫一侧的无名烈士墓敬献上花圈。
以色列人做到了：每年犹太历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总会聚集在“大屠杀纪念馆”哀悼死难者，那悲彻的鸣笛声令每一个人震撼。
波兰人和德国人也做到了：每年成千上万人汇聚到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小镇，在希特勒纳粹政府当年修建的“杀人机器”——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内，举行公祭，悼念被法西斯残害的350余万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普通公民与反法西斯战士。
美国人从不落后，他们有许多与战争相关的公祭。2011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命令，将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日子作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定期公祭在那场日军突袭中牺牲的2300多名官兵。
中国以往一直没有国家形式的对二战死难者的祭祀活动，尽管我们伤亡3500万！但是，一个令我中国伤亡这么多人的国家却每年都在声势浩大地举行与二战有关的公祭，且政府首相和高级官员皆要出席。
这就是日本。
天理何在？难道作为死了这么多人的受害国，我们就该无声无息？
提出这一自我反省的中国人叫朱成山，现在是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本二战侵华史研究专家。
朱成山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22年前的199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因为当年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注1)缺一位“能干”的领导，所以他被调任为纪念馆的副馆长。一年后，他升任馆长且一直干到今天。现在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知名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影响很大。2013年，到纪念馆参观的人数达500余万人，仅次于到北京故宫博物馆的参观人数。朱成山对纪念馆的建设功不可没。
朱成山说了两句令我有些吃惊的话。他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一得“感谢”日本人，二得归功当时的南京市和江苏省几位有远见的领导。朱成山解释：“感谢”日本人，是因为以战争手段残害了3500多万中国人的日本，竟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后的1982年，突然搞了一出大闹剧，他们的文部省将日本中学教科书中原本一直清楚明晰表述为“侵略中国”的文字改为“进入中国”。此番掩饰其在二战时犯下累累罪行的复辟军国主义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那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们的极大愤慨。一时间，知识界和幸存者及遇难者亲属们纷纷写信给南京市、江苏省和中央领导，要求“把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土地上”，“让日本人赎罪”的呼声震荡金陵内外。
“日本人不仅改教科书，而且到处在为二战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将士竖神社碑、满州碑，我们为何无动于衷？他们竖他们的招魂碑，我们竖我们的抗战纪念碑！”
“南京被日本侵略军残害了30余万人，应该立碑建馆，让世人牢记这一悲剧，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是建造“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如今张耀华先生虽年至古稀，然而他对当年建造这座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念馆记忆犹新——
1982年夏，是个格外炎热的季节，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饱受灾难性大屠杀的南京市民们的极大愤慨。这个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市长张耀华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加班，日理万机的他，照例坐在办公桌前批阅各种文件与报告。他发现有一叠不同寻常的信件令他心潮澎湃，其中一封署名“崔卫平”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信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因为信里的每一个沉甸甸的字，都如洪钟般撞击张耀华的胸膛：
尊敬的市长：
最近，我从报纸上连续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施行法西斯暴行的记载，连续见到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真实照片，常常激起我满腔怒火！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的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30万无辜的男女老少，30万我父老姐妹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奇耻大辱，何等的奇耻大辱！
尊敬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及各位负责同志，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做两件事：
1.在南京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馆，在馆内陈列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关照片、文献和实物；
2.和有关部门联系撰写、出版通俗的、图文并存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记载，让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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