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都市和都市主义蔓延，现代人或生活或向往着喧嚣热闹的都市生活，就在这样一片焦虑当中，诗人们以及那些热爱读书写作的人开始躲出都市，设法将身体，乃至于个体生命安顿下来，姿态也不算是对抗式的，也许只是证明“人，并不绝对需要一座都市”而已。
题图 文/陈东东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题记，用了法国作家塞南古(1770-1846)的一句话，“人并不绝对需要一座都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第一时间拿到这本最新译出的评述波德莱尔的著作，一翻开来即劈头盖脸地跟这句话遭遇，我意识到，从这个视点去读以巴黎这座现代都市为题材的《恶之花》，会让我收获对这部常读常新的现代经典又一层新的理解。显然，它也提供了对于生活的又一层新的理解。尽管波德莱尔以其划时代的诗歌将都市生活定义为一种现代文明的“恶之花”，然而自他开始的对于都市生活的抒写，却一再将之推演为一个神话。而现代诗人，可以说，正是这个神话系统的产物。我不知道，是现代诗人的诗意想象力构造了都市生活的形态，还是都市生活的形态，构造了现代诗人的诗意想象力。
反正，这种跟都市文明密切相关的诗意想象力之一端，正可以用塞南古的那句话表述，“人并不绝对需要一座都市”。我注意到，这句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输入(虽未查证，但我相信，这句话、这个思想，一定并不会晚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来到中国诗人们中间)，引发了两个上海诗人想要躲出都市的实际行动。周泽雄和张远山，他们被水乡同里的一则售房告示吸引，想要去买下古镇的一间15平方米的小屋(老屋)。有意思的是，他们是专程从上海坐船过去的。“因为”，周泽雄说：“我们正谋划着合资买下它后如何通过船运把上海的部分藏书运到同里。同里，我们相信，说到读书和写作，它比天堂还要美妙；或者，它就是天堂里的书生园。”
后来他们未能在“天堂”里安放其书桌，我猜想，是因为他们的书生气或总算还不太书生气。而跟他们坐船去同里设想一个读写天堂几乎同时，我也在上海周边的那些水乡古镇间出没，终于用卡车(而不是船)将藏书运进了紧贴古镇甪直老街的一个小区。几年以后，我从甪直退出，藏书被运往一个无名小镇，再后来，又运到了常熟。其间具体原委和细节不论，那个让事情发生改变的逻辑，我想，恰是都市化的弥漫——尽管，“人并不绝对需要一座都市”，但在这个时代，的确，都市主义，已经要像雾霾般去笼罩小镇、村庄，甚至乡野。这让我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还是个大学生，刚开始写诗，有一年暑假我去北京见到严力，他跟我说起未来大势：县城会成为都市，小镇会变成县城，乡村会变成市镇……所以，他说，赶紧去写城市。
2011年，诗人欧宁和左靖发起的“碧山共同体计划”，或可视为对这种未来逻辑的争辩——如果，周泽雄、张远山和我把藏书搬出都市的想法还算不上是一种争辩的话。而当北京，这个在八十年代仍被来自当时中国唯一的都市上海的诗人们唤作大村庄的首都，越来越扩张成似乎比上海还要夸张的大都市的时候，一大拨北京的诗人(包括曾千方百计专门移居到北京的诗人)到偏远的大理住下，跟许多同样认为“人并不绝对需要一座都市”的画家、艺术家、摄影师、歌手、乐手、舞者、风景和简洁生活爱好者们一起，慢慢形成一个散漫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公社，是否可以视之为对抗呢？然而那些在远离都市尘嚣的安静闲适里自在度日和读书写作的人们的姿势，怎么也看不出是对抗式的。而且，“人并不绝对需要一座都市”，却并非“人绝对不需要一座都市”……诗人们躲到都市以外，似也还是有赖于都市，甚至有赖于都市主义。仿佛是都市和都市主义给了诗人们一项新的职责——在焦虑症普遍蔓延的现代社会里安顿人心。躲出都市，设法将身体，乃至于个体生命安顿下来，大概也只能算作诗人们去完成都市时代的那件任务了。
今年，我移居深圳。这个曾经跟上海一样原是个小渔村的地方，也早已成了一座都市。在那里，我发现，有几个诗人躲进了海边马峦山南侧的洞背村。先是张尔和孙文波，去享受这个小村子的干净，安宁，空气清爽和不错的风光，以及它那最大的好处——极廉的房屋租金。没多久，黄灿然从香港走过关口，也到洞背村租房住下了。他说他辞职了，以后上午翻译、写作，下午去走走山，晚上用来读书。他还说，他本可以晚十年再辞，但那时已进入暮年——现在作出这个选择，和老年退休是大不一样的。我到洞背村去看黄灿然的时候，他的桌上正摊着译好的布罗茨基一本书的校样。他说他在洞背村的效率并不太高，很多时候，他研究怎么煲汤，还有就是闲看乡野的景象。尽管，我不认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就该过这样的生活，但的确，“人并不绝对需要一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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