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节读多了，读者会忍不住困惑：难道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如果自己或亲友是冤枉的，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别人也是冤枉的？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出现过，还是一出现就立刻会被掐灭？一个有基本逻辑推演能力的人，怎么会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还是人们不允许自己这样推演，因为这样推演必然最终指向对制度的批判？似乎在这里，我们隐隐能触摸到恐惧导致虔诚的一个心理机制，那就是：恐惧导致选择性信息汲取与加工，而选择性失明导致虔诚。
三
或许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 “认知冲突理论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恐惧如何转化为信念。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理论。概括而言，这个理论认为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正如人们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东西)。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 “认知冲突 ”，这种冲突会制造压力，使人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至认知一致性。比如，一个明知抽烟有害的吸烟者会或者尝试戒烟(或减少吸烟量)，或者告诉自己 “抽烟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戒烟会使人发胖和抑郁 ”、“戒烟带来的精神损害其实超过了抽烟带来的身体伤害 ”等等。如果改变行为太难，那么改变观念就成为获得 “认知和谐 ”的唯一途径 —对很多人来说，戒烟太难了，不如改变对抽烟的看法吧。
这个貌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数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从“酸葡萄 ”心理到 “阿Q精神 ”，从不同党派民众的媒体阅读习惯到宗教信徒的社交网络建构，都可以看到人们如何通过观念或者行为的改变来实现 “认知和谐 ”。从一九五七年费斯廷格系统阐述这个理论之后的几十年里，心理学家进行了至少两千多个心理学实验，在不同的情境下反复验证了这一理论。虽然其中有不少调整与补充，但这一理论的核心逻辑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就极权政治中人们的心理机制而言，这一理论的恰切之处在于：极权政治通过制造恐惧来塑造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带来普通人的激烈认知冲突，为缓解这种冲突，人们改变其观念 —也就是强化信仰。这一 “行为改变导致观念改变 ”的逻辑，在认知冲突理论中，被称为 “诱导服从范式 ”(induced compliance paradigm)。
极权政治中的恐惧在不同层面上发生。最直接的，是对生命安全层面上的恐惧 —说错一句话、交错一个朋友，可能就意味着枪决或者古拉格群岛；其次，是个人发展层面上的恐惧 —服从，意味着进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住好房子、得到好职位的机会大大增加，反抗则意味着你不再有 “前途 ”可言；再次，是对在社会关系上被孤立的恐惧 —别人戴红领巾你没有，别人入共青团你不能，别人享有天伦之乐而你却连亲祖母都视你如瘟疫。正是这不同层面上的恐惧塑造了人的行为。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 —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最好的情况，也体现为保持沉默。政治越恐怖，它所能诱导的服从就越绝对。
但这种服从不是极权统治逻辑的终点，而恰恰是其起点。行为上的服从与思想上的疑虑，会导致无限的焦虑。书中很多故事的主人公都经历过极端焦虑的阶段：一方面，他们兢兢业业学习工作，试图成为 “共产主义新人 ”；另一方面，发生在亲友甚至自己身上的不公又令其对整个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茱莉亚 •皮亚特尼茨卡娅，一个高干的妻子在自己的丈夫被捕之后的反应典型地体现了这种 “认知冲突 ”。一方面，想到布哈林这样的 “人民公敌 ”时，她表现出对制度无比的虔诚：“今天，他们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还不足以减轻我的仇恨。我愿给他们一种更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馆里，为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笼子，让大家来参观，把他们当作动物一样围观。”另一方面，对于丈夫竟然也是 “他们 ”中的一员，她又感到深深的疑虑：“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称的，也是我十七年来所相信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围都是特务与敌人，破坏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却没看出来 ……我多么想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你会有罪吗？你不赞同党的总路线吗？你是否反对过领导人，哪怕其中一位？”
如费斯廷格所言，人们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程度取决于认知冲突的规模，而认知冲突的规模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在涉及人命关天的事情上，像茱莉亚这样的人感到的认知冲突有多么强烈，由此产生的缓解认知冲突的冲动又有多么强烈。为了缓解这种强烈的认知冲突，理论上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服从)，或者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怀疑)。问题在于，行为上人们几乎没有选择。如前所述，极权政治所制造的恐怖是全方位的 —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发展前途以及社会关系都维系于 “服从 ”这一行为模式。
当改变行为以缓解认知冲突这一路径被堵死之后，人们便开始“改造世界观 ”——“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太坏了 ”、“这个富农是个十恶不赦的盘剥者 ”、“斯大林真是苏联的拯救者 ”、“资本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人们积极改造观念，使思想合乎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认知达至和谐状态。换言之，人们的思维被自己的行为困住，只有将行为合理化，每个人才能获得内心平静。即使是相对善良的人，也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沉默与怯懦，而那些更丑恶的人，则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背叛与残忍。如果说这个合理化过程存在 “欺骗”的成分，也首先是一种心理自欺机制 —而如果它已经完成了自欺，它就不再构成对他人的欺骗。
但这种真诚的信仰又不同于一个人在自由环境中的信仰选择，它的 “真诚性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塑造行为的制度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恐怖气氛一旦松弛(斯大林的去世)，人们的信仰立刻开始懈怠—恐怖气氛一旦松弛，塑造行为的奖惩机制不再那么极端，人们的行为也不再那么极端(残酷的 “划清界限 ”、“恩将仇报 ”、“嗜血告发 ”大规模减少)，从而每个人 “改造世界观 ”的心理驱动力也会明显下降。而自由选择前提下的信仰，一般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方向一致的、急转直下的改变。
如何合理化那些行为？一个祖母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儿孙的冷漠？一个工友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同事的告发？一个雇员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恩将仇报？意识形态提供了现成的合理化工具 —恶不再是恶，如果你赋予它 “意义 ”。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不再仅仅是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而是更高意义上的正义、勇气、热忱与牺牲。背叛亲友是为了成全 “阶级之爱 ”，阿谀奉承是因为领袖集团是 “正义化身 ”，施暴是 “复仇 ”，欺凌是 “专政 ”。意识形态不但提供了一个缓解认知冲突的工具，而且提升着每一个服从者的自我形象，极大程度上减少了 “作恶 ”的心理成本。
四
因此，通过 “认知冲突理论 ”，我们隐隐能够看到 “耳语者 ”这座冰山之下的整个政治逻辑。政治恐怖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改变引发认知冲突，继而引发 “世界观改造 ”，世界观被改造之后普通人作恶变得更容易，普通人作恶强化政治恐怖 —至此，终点回到起点，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之间完成了一次循环，而这种恶循环的漩涡式流动就构成了《耳语者》描述的世界。
总而言之，极权政治之所以成为极权政治，不仅仅因为它能够系统制造恐惧，而且因为它能够将恐惧转化为热爱，将消极顺从转化为积极参与。不过应该指出，这种转化并非一个刻意选择的结果。上述心理过程，对于当事者来说，可能完全没有自觉的意识。一个人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更像是一个人摔倒的过程中本能地用手扶住身边的事物，并非理性人刻意计算的结果。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逻辑链条的前提，是国家对资源的全方位垄断，因为假若人们有哪怕一点选择空间，有在 “体制外 ”找到工作、住房、个人发展更不用说保存生命的空间，其行为就不必如此极端地改变，因此也不必诉诸如此极端的 “信念改造 ”。恐惧与热爱之间的逻辑链接也将迅速朽坏。换言之，全方位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恐惧转化为热爱的基本条件。
今天来看，《耳语者》中的世界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也令人惊骇而陌生。然而，除非我们认为当时的苏联人是另外一个物种，否则我们就需警惕，书中的 “恶”到底是埋藏在历史的深处，还是潜伏在我们心灵的角落。我们未必比书中的人物更好，而只是比他们更幸运，生活在一个不那么残酷的时代。换言之，液态的人性遇到了更好的容器。当恐惧的阴影足够黑暗，完全将我们吞没，或许我们也会成为那个无视儿孙的奶奶，那群告发同事的工友或者那个迫害恩人的乞丐，而更可怖的是，我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恐惧，会在阳光下呈现为熠熠发光的热爱。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在恐惧与热爱之间》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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