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沈从文留给世人的印象是隐忍的,尤其是晚年,晚年的沈从文慈祥得像一位农村老太。古人言:书生留得一分狂,其实沈从文的骨子里是倔强的,甚至是带有匪气的;21岁那年,沈从文怀揣着对文学的热忱,从边城来到京城,踏上北京城的土地,他说:我是来征服你的。
文/何大草
我头一回读到沈从文先生的书,是1980年代初,先读《湘西》,好喜欢,一路读下去,《湘行散记》《边城》《从文自传》……后者是我最钟意的,有一股匪气:我说的是那种力量感,见惯流血之后的安详。没见过他本人。80岁时,陈复礼为他拍了张照片,头发梳得光光生生,戴一副秀朗眼镜,双手合抱,乐呵呵的。这已经成为传世的经典照片了。然而,它也容易给人一种误导,以为沈从文就是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其实不。骨子里,他是个相当有脾气的人。
他并非甘于寂寞。年轻时,他掀起的京派、海派之争,余波至今惹人评说。
他对自己的写作,也相当自信,虽然他把作品集命名为《从文小说习作选》。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呈贡寄给大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
然而,1949年以后,他的写作中断了。他去了博物馆,改行研究文物。相对于文学,那是个冷去处。
和沈从文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同代作家,是老舍先生。老舍在1949年之前即颇有成就,之后,成就还在继续地扩展。他写了《龙须沟》《西望长安》;成为第一个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做了北京市文联的主席。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就在老舍手下做事情。
沈从文没有正面评价过老舍。但,不评价,不等于没态度。多年后,他被年轻学者问到您跟老舍熟不熟?他说:“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再被问到老舍的幽默作品好不好?他回答:“我不太熟悉。”
汪曾祺编剧的《沙家浜》大获成功后,沈从文在私下的通信中写道:“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
这个态度里,有骄傲,为爱徒,也为自己。
他还在家书中嘲讽过各省培养作家:“学习面极窄,四川学沙汀,山西学赵树理,湖南学周立波,取法乎中,斯得其下,这哪会出人材?”自傲与不平,不经意就流露出来了。
倒是汪曾祺本人对老舍的“不识才”,从没在文中流露过不满。相反,他写过一篇很有情谊的缅怀之文《老舍先生》,讲到老舍对人的热情、礼貌、诚恳。每年,老舍还要把北京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喝酒。汪曾祺写到一个细节:有一次,老舍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
按旧式说法,这类似于御酒、天恩了。然而,天恩、天威都是不可测的。1966年“文革”爆发,老舍备受屈辱,惨烈自沉于太平湖。这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悲剧,痛感至今犹在。
沈从文在冷冰冰的文物中躲过了一劫。他还写出了一部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5月,他在家中去世,享年86岁。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沈从文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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