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新疆的维吾尔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后，把宗教与这块土地结合起来了，它是一个世俗的宗教，不是一个神权的宗教。什么叫神权的宗教，对不起，西藏有一点，那里有这样一种教派，就是把全部的家当，财产、土地、房屋都卖掉，然后一步磕一个头，一路磕头到拉萨，到布达拉宫。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到达那里之后，磕完最后一个头，趴在那里，死掉。这是神权社会。我们新疆是世俗社会，是一个热爱现实生活的社会。刚才说到伊犁，那里的哈萨克族人最喜欢开维族人的玩笑了，管他们叫“做买卖的”。他们告诉我，维族人一天不做买卖就难受，回去把左边口袋里的东西卖给右边口袋，这就是世俗生活。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放开头脑，可以像古代的哈菲兹一样。刚才我说到的莪默•伽亚谟他是历官，掌握日历，哪一天开斋，哪天封斋，哪天宰羊，哪天做什么，他对这样的律例太清楚了，但是他们都有这样开放的、人间性的，接受各种不同事物的思想。
以上这就是我与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现代化焦虑不但维吾尔族有，汉族也有
下面我与大家讨论第二个问题：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现代化已经是一个常用的词，但是中华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境遇很特殊。中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在几千年以前已经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相当精致的文化，这一个中原文化，东面、南面都是大海，当时的中国人没有到海的对面去看看都有些什么的探索开拓的思想，而认为那里就是海。北面、西面、西南面就是少数民族，而显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没有中原文化那样发达。这样就养成中原文化的一种骄傲、沉醉和一种自我欣赏，乃至于一种盲目的自大与自信，认为周围地区的文化都是不发达的，甚至于也没有民族与国家的观念。过去说的国，是诸侯国家，天下就是整个中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近的近一千年里，两个朝代都不是汉族人做皇帝。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但是一些过去离中原远一点的这些民族 ，这些同胞，他们来当了皇帝后，整个民族都融汇到汉族文化中去了。所以汉族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过怀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文化会被别的文化吃掉。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突然发现还有那么强大的文明，有那样强大的武器，你那些刀枪剑戟、那些土炮根本无法相比。在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里，清朝的人看到英国的军舰以后，他们的反应是“大清国的克星到了”。先是林则徐抗争，打不过人家，皇上又派自己的弟弟去讲和，那个英国的舰队司令参观了关天培以身殉国的虎门炮台。关天培是非常勇敢的，在与英国舰队的战斗中受了重伤，还在指挥战斗。那个英国人看了炮台后问，这就是你们的海防炮吗？说是。他说你们这全都是垃圾！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焦虑。我们的文化，在欧美的强势文化面前有灭亡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说得比毛泽东还煽情，还严重。孙中山是怎么谈中国文化的处境的？他说中国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要亡，人种要灭。他还说，当时中国的处境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欧洲人预备了刀和案板，中国就是那条鱼，那块肉，只等人家宰割了。
辛亥革命以后，大革命胜利前夕，清末最有名的学者王国维自杀了。他懂英文，懂德语，他最喜欢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他为什么自杀？因为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像他这样深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所熏陶的人，看到中华文化面临这样巨大的危险，没有了活路。这是陈寅恪对他的分析。
清末时候还有个著名的学者严复，他是留学英国回来的，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他是个达尔文主义者。他的译本翻译得非常漂亮，以至于文革当中，全国已经不出版什么书了，毛主席提出来，你们印一些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吧。严复将这本书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就是希望中国要自强，《天演论》讲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万物都为生存而竞争，在竞争中胜利了，就是被上天选中，可以继续存在，如果失败了，这个物种就要被淘汰。但他在中国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他非常痛苦，最后吸食鸦片而死。这样先进、文明的一个人，他失望地死了。
所以到五四的时候，出现了各种非常激烈的言论。用胡适的话就是“我们事事不如人”，吴稚晖的说法是“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左翼人士也一样，鲁迅劝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钱玄同更激烈，建议废除汉字汉语。我在想，这样中国人该说什么话呢？改成说英文？一见面Hi！他更为激烈的说法是“人过四十一律枪毙”。因为中国人很保守、很封闭，坏习惯很多，上完厕所不洗手，当然维吾尔人不这样，还有随地吐痰等，我不多说了。内地，中原地区，汉族地区，为了现代化，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泪，有多少人发疯，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人杀人。因为处于两难的境地，坚守，就是看着中国的文化积贫积弱，不堪一击，任凭西方国家今天在这里宰一刀，明天在那宰一刀。如果积极地学习西方的东西，又怕把自己的东西丢了，自己的文化灭亡了。那时有激烈的想法是要把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汉字都取消了，汉字那么难写，拼音文字多省事。这样的痛苦说明什么？就是一个古老的文化，面对现代化的时候，有一种焦虑，有一种紧张，有一种不安，有一种尴尬，有一种两难。
直到1978年12月举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当然在文革的后期，一次人代会上，周恩来总理已经得了重病，在别人代他念的报告稿中，就已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问题。真正开始现代化的步伐，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840年到1978年，经过了138年，从十一届三中会之后又过了36年，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确实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有目共睹，无可辩驳，完全都不能想像，包括新疆。我在新疆16年，那时在新疆想买一瓶啤酒都非常困难，乌鲁木齐买过两次。出行pikup(小车)，那得多大的官才能坐啊。现在的生产力有了空前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乌鲁木齐街景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会带来一些变化，都会面临一些挑战。从文化的观点上，你会觉得现代化会让人们付出一定的代价。文化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每天都在积累。什么都是文化，现在我在这里讲课也是文化，我们用的投影、麦克风、电脑、手机、MP3、录音机，都是文化。我们每天读的书，得到的信息，每天都在积累。但是我们更要看到文化的另一面，文化每天都在消失。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6年，我1979年离开新疆到现在已经35年，当然，我离开之后又不断地到新疆去，今年我已经去了两次，去年也去了两次。新疆的文化就在不断变化，既在不断积累，也在不断地失去。我非常欣赏新疆的一个风景就是水磨。新疆的一些河渠水量很大，水磨很多。尤其是伊犁，看水磨的多数是俄罗斯族的。水磨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用电多方便。像用驴拉磨，就更少了，有粉碎机，有粮食加工厂，都用电了。甚至于有人告诉我，有些地方连坎土曼都不会用了。我一听大吃一惊。我喜欢说我是抡坎土曼的人，坎土曼是新疆农民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但是现在各种工具也在发生变化 ，我在我的小说《这边风景》里面专门描写了打钐镰。我不知道现在的人还会不会打钐镰，应该不会像过去那么多，现在机械化了。过去用钐镰打苜蓿，一打一大片，很好看。我在别的地区很少看到有用钐镰的。这个钐镰有很高的文学意义，在《安娜•卡列尼娜》当中，描写到小说的主角之一，农奴主列文与农奴一起打钐镰的情形，而且还有一张插图。很多东西都在变化，很多说法都在变化。过去一讲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全国一盘棋，全世界一盘棋。全世界是一个市场，不是两个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我们维吾尔语的地位也感到受到威胁。你考大学，不会汉语你考得上吗？你考公务员，不会汉语你考得上吗？你到口里做生意，你不会汉语行吗？你不但要学汉语，你还得学英语。现在口里地区的人都是拼了命在学英语，有的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现在政策有调整，不让从幼儿园学了，我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面对这样一个连接起来的大的市场，我们的产业结构也会受到大的挑战。比如说伊犁，过去有几种手工业很好，如做靴子。但是现在也有变化，我说得不对了请你们帮助补充。他们做靴子没有温州人做得好啊，没有温州人可以大量生产的经验。还有伊犁的坎土曼帽子也是这样。很多传统的产业正在重组或正在发生变化。原来和田有苏州援建的丝绸厂，听说也已经没有了。所以说，所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文化来说，第一你得到了一些新的，第二，你失去了一些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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