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困扰，在于我当时认为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如果我选读商科，即意味着我日后会在商界工作，以赚钱为人生最高目标，并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当然更不会有时间写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欢商业管理，很崇拜那些亿万富豪，问题倒不大，毕竟人生总要有所取舍。但由小至大的读书熏陶，使我并不怎么向往那种生活。金庸笔下的大侠，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五四时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赏的人物。
我被这个问题深深折磨，以至寝食难安。我请教过不同老师，所有老师都说，理想当不得饭吃，人始终要回到现实。然后我又发觉，过去几年校内成绩最好的同学，都进了商学院。他们告诉我，如果我选读了自己喜欢却不热门的学科，很可能会后悔，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毕业后没什么好选择，最后还是要在市场上和人竞争。他们好像很有道理，于是我这样说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为家，便应努力做个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当然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要赚很多钱，自然要熟悉商业社会的运作，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这种竞争力，理应从大学做起。我被自己说服，最后亦如愿入读中文大学商学院。
这次抉择，对我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解脱。我好像放弃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东西，好像作了某种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后再不用为这些问题困扰，可以安心好好读书。事实并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后，我才发觉自己根本不适合工商管理。这和性情及志趣有关，也和大学的经历有关。我一进大学，便参加了《中大学生报》，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关心校政也关心香港和中国的未来，那种生活和商学院的氛围，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级时选修了哲学系陈特先生的课，对我启发甚多，并开始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学问题。结果在大学头两年，我又一次面对人生何去何从的挣扎。那种纠缠，极其累人，不足为外人道。最后，在大学三年级，我立志转系，读我喜欢的哲学。转系那天，陈特先生面试我，问我会不会后悔，我说不会。但当时我也不知道在香港读哲学，到底有什么出路。
八、
如果我的挣扎，只是个人问题，那并没什么特别。实情却非如此。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一批，当年几乎都选择了商学院，理由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香港，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容我武断点说，香港的大学生，很少是为兴趣和梦想而读书的。大部分像我一样，在未开始寻梦之前，已被现实压弯了腰，少年老成，放弃实现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机会，很快便顺从社会设下的框框，走着一条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哲学家穆勒的观察，人类并不是机器模塑出来的一式一样的东西，而是各有个性的独立生命，并在快乐的来源﹑对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上有着巨大差异，那么便很难不同意他的结论：“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应的多元性存在，他们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力量，令这个城市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青心灵，即使曾经有过挣扎，最后也不得不妥协，放弃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健康的吗？
要在香港行一条不那么主流的路，同时又能肯定自己，的确很难。香港表面上多元，住得久了，便会发觉它的底层有个相当单一强势的价值观。过去几十年，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繁华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亦使整个社会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识形态：崇尚市场竞争，拥抱个人消费主义，以追求效率﹑发展和无止境的财富增长作为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在市场中，决定一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是他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在一个高扬“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每个人由一出生开始，便被训练打造成为市场竞争者。竞争的内在逻辑，是优胜劣汰。市场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对手的关系，是工具性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任何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尊严可言，更没资格说应得什么，有的最多只是胜利者给予的有限度施舍和同情。
香港是这样纯粹的一个经济城市，人人以此为傲。君不见，回归十年一片歌功颂德中，经济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卖点？！要令这个神话延续，社会便必须更有效地培养出更多更纯粹的经济人，并透过各种方式，强化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正当。但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却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压制了。
严格来说，香港仍说不上是个现代政治城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离香港十分遥远。而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指导原则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致数以十万计公民活于贫穷线之下的事实，也得不到社会正视。社会公义好像从来不是香港社会的议题。
香港也算不上一个文化城市，因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审美标准，文化活动有其自足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过去两年种种有关历史保育和文化发展的讨论中，我们却看到，整个社会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象和文化底蕴。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们却不知道，一种相应的属于这个城市，属于每个公民的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该是何种模样。我们很懂得将所有事物折算为金钱，因此海景有价，历史建筑有价，土地有价。但我们并没想过，那些无声无息地流失的，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历史情感记忆，同样值得这个城市好好珍惜。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平衡取舍，而在于很多价值根本未曾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连取舍也谈不上。我们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价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谈的三种城市性格，是有内在张力的。要使香港成为伟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我们便须寻找其他价值资源，开拓视野，丰富我们对美好人生和公正社会的想象，而不是永远只从单向度的经济人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就我所观察，这套市场至上的价值观，近年变本加厉，不断被强化神化，并以各种方式渗透复制到生活其他领域，牢牢支配社会发展。
明乎此，香港很多看来荒诞之事，才变得易于理解。以母语教育为例。我们应知道，母语教育对学生的心智成长﹑创造力﹑人格培养，以至对所属传统文化的认同等，有利而无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却一直被视为次等语言。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母语教育会使学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问题不在于学生无法有效学习知识或接触英语文化，而在于影响学生的谋生能力，从而影响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对学生来说，语言是﹑也仅仅是谋生的工具；对社会来说，学生是﹑也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至于外语教学会否影响学生的心智成长，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碍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以至限制他们成为积极关心社会的公民，却很少受到重视。
又例如香港的民主发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据说是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福利社会，而福利社会则有碍经济发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对愈来愈严重的贫富悬殊，大家也认为只要不影响社会繁荣安定就没问题。至于那些处于弱势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是否得到政府同样的关怀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财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却从来不曾引起什么大的争论。
无疑，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现这种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体会最深感触最大的，却是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各个生活层面的价值规范，使得我们难有空间和资源，去想象这个城市和个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个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将自己打造成纯粹的经济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并不系于一个人的语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于你是否真心诚意接受这样一套价值观。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并不只是纯粹的经济人。除了残酷竞争和市场价值，人还有其他需要。人还需要爱，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别人的尊重和肯认，需要活得有意义，需要政治参与和文化滋润，还需要自由和公正。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条件，但却往往和单向度的经济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只视所有人为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们便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因为友谊和爱包含了承诺和牺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场无止境的敌我竞争，我们将难以接受对其他公民有什么道德责任；如果我们视自身只为孤零零的自足的个体，我们便难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与人之间处于极度不平等的境况，弱势者将无从肯定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即使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纯粹的经济人，在生命的不同时刻──尤其面对抉择时──内心一样会烽烟四起，承受难以言状的痛苦，一样会对这个城市有某种生活在他乡的疏离。你爱这个城市，却又觉得它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因为主宰这个城市的根本价值，和你格格不入。个体如此卑微，既改变不了城市分毫，却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无力和撕裂。你最后往往别无选择，只有屈服，向这个城市屈服。
那么多年来，我目睹父母亲一辈，在没有任何选择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价值，将自己变成彻底的经济动物，努力抚养我们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辈的新移民朋友，由于欠缺这个社会要求的竞争力，又不能从政府和社会中得到适当支持，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的低层劳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对社会有关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虽然多番坚持，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曾经坚持的信念。在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个独立生命为这幅图像付出的代价。当然，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不愿意承认这些代价，甚至讴歌这些代价。
九、
由此可见，新移民面对的许多问题，并非只限于新移民。新移民家庭特别多悲剧，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处境艰难，遂无力承受种种压迫。而问题的根源，说到底，实在和香港人如何看待自身有关：
我们怎样看待彼此的关系？我们是活在同一社群，共同参与公平的社会合作，还是在市场中参与一场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在种种将人的社会身份划分切割，继而产生形形色色宰制的制度中，我们能否在差异背后，看到香港人同时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理应受到政府平等的尊重和关顾？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属于我们的城市？我们希望它只是一个有效率却冷漠，繁荣却贫富悬殊，表面多元内里却贫乏单一的暂居地，抑或一个重视公义追求民主，鼓励多元容忍异见，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共同体？
最后，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人是什么？什么构成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什么价值值得我们捍卫和追求？
在思考香港的未来时，我们离不开这些问题。当然，改变总是困难的。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使在个人层面，也是吃力无比。但我并不过度悲观。在一波接着一波的社会运动里，在很多朋友于每天平凡细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坚持某些人文价值里，我看到力量。我相信，当公民社会愈趋成熟，累积的文化资源愈加丰厚，并对主流制度和价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可能变得更好。
当我以这种角度，这份心态去理解自身和关心香港的时候，我的新移民史遂告一段落。我是以一个香港公民的身份，关心这个属于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无论站得多么边缘。
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将香港当作自己的家。那实在是极其缓慢的过程。转捩点，或许是我后来离开香港，到英国留学了好一段时间。当伦敦成了异乡，香港便成为故乡了。大约是2002年的夏天，我从英国回来。我再次拖着行李在深水埗行走，看着熟悉的店铺，听着熟悉的乡音，终于觉得自己回家了。这一段路，我足足走了十七年。
十、
林婕死去的时候，才18岁。她在遗书中，说﹕“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13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子。”林婕选择离开的时候，已来香港五年，并由最初的乡村小学转读一所一级中学，品学兼优，全班考试名列前茅，家里也住进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过，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会是如何模样。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婕会如此憎恨天堂一样的香港，为什么会觉得做一个香港人那么累，以至如此决绝地一死以求解脱。这种不解的背后，也许正正隐藏了无数新移民说不出的辛酸故事。说不出，并不在于香港没有说的自由，而在于没有那样的平台，没有那样的聆听者，甚至更在于新移民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并好好地面对这个城市。
香港每天有150个大陆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们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来。
本文原标题：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原载《相遇》，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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