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推荐语：这篇文章可以与我上次推荐的“香港人的委屈”参照阅读。作者来自广东农村，八十年代移民香港，此文以一种细致、平实、沉思的笔调，透过个人经验抒写香港人数庞大却沉默无声的新移民底层群体痛苦而辛酸的生活，反思香港主流社会价值观，读来令人感伤也引人思考。此文视角有左翼批判色彩，作者立足香港经验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究竟什么价值值得我们捍卫和追求？什么构成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和彼此的关系？什么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伟大政治城市和文化城市？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查建英：著名作家)
文/周保松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仍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便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那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价值。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必须承认自己在身份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欠缺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却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去的新移民讨论中，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使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别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加多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事件很快便被遗忘，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并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憎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以及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便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跟着便掉了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非因为富有。事实上，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份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在读中学一年级，既没考试压力，也未懂为前途担忧，一班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首尝人生离别苦。
我能够移民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极力挽留。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个新地方从头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才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说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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