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昔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的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来说，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单独的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我们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会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跨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直奔家里。沿途听着叶振棠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赶得到家，刚好正式开始。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簿，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卡式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很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喜小说神话传奇，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接触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放不下来。我不眠不休，两天将书读完。我至今仍记得，看完后步上天台，眼前晕眩，心中怅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当时镇上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试的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现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但不知何故，连载几个月后便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出租室有点神秘，屋内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年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有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一本连环图才两分钱，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在最短时间内学会繁体字，也学会跷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偷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着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价值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我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情感。说来有点可笑，我在跷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90年代全面资本主义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触动人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是中国人》，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向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很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香港彷佛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
四、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阁楼没有窗，晦暗局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塌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今天简直快要疯了，真想偷渡回故乡去。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然后是7月8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又贵又不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托，便是等信和写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分别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楼下看信箱。有信，便满心欢喜，读完又读。没信，便心里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来。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社区及人际关系，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认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很多新移民初到香港，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只能捱和忍，期望处境慢慢改善。
来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表面上，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虽有困难，慢慢也能应付。但在内心，我却一点也不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中，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为中国队打气。每次返回家乡，我才有着地的感觉。时过境迁，我已很难用言语描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的孤独。未来香港前，我是全班最活泼好动的。移民后，我却彻底变成另一个人：自卑，孤僻，不合群，过度忧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学四年级，我的迷惘更甚。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觉得完全无力再行下去。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着红灯转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我身边的新移民同学，好像完全没有我的烦恼，所以我当时认定自己有点不正常。
苦闷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埗游荡。深水埗是穷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街道也乱糟糟的。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后来拆了，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石硖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故有此名)仍在，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再加上福华街﹑福荣街﹑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令深水埗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在这里，你会看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随即挑出蛇胆，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会见到柜台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当然还有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
我最喜欢的，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并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他杂物，随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Rorty)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感受到深水埗的贫穷。我家的居住环境，还不算最恶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笼屋”的人，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笼屋大火，导致6人死亡，50多人受伤，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张之亮当年拍摄的《笼民》，便是以此为题材。深水埗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么口音都可以听到。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欢在深水埗闲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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