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父亲为我读书的事，四处奔走，却一直苦无头绪。本来有私校肯收我，但学费太贵，最后只好选择这所同乡会办的学校。严格来说，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铺，噪音不绝于耳。学校除了几个课室，没有任何设施。课程只办到中三，中四以后学生便要另选他校。
学校离家不远，步行15分钟便到。第一天上学，我发觉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以广东和福建为多，但也有更远的。大家一开口，便察觉人人乡音不同。从一开始，我便喜欢这班同学。我们背景相同，谁也不会瞧不起谁，而且来到新环境，大家都需要新朋友，所以很快就混得很熟。平时下课后，我们会联群结队去“斗波”，往游戏中心“打机”，到桌球室找乐，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我们有心读书，却不知从何学起。学习环境实在太差，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老师难以施教。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继夜工作，根本无暇理会我们。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自生自灭。
开学不久，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俗称裤头带)，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端。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学便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工资按件计，一条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工作本身极单调，但几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厂可听收音机，不算特别苦闷。
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较多，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大只广”的朋友过去跟他。阿卓和好几间制衣厂有协议，那里要人便去那里，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相当复杂，包括贴商标，折叠，入胶袋，开箱封箱，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有时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只广是恩平人，比我大两岁，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好抱不平，喜饮酒抽烟，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上课常常和老师抬杠，是我们这群同学的领袖。我和他性格不同，却很投契。他的数学很好，英文却差，半年不到，已对读书失去兴趣。有次我们在葵兴下班，已是晚上11点，天下着小雨，我俩不知为什么打起赌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们没有伞，却不畏雨，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母。当时说过什么早已忘了，但那份对未来的豪情，却长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领到回乡证后，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会合我的几位同学，一起坐火车去桂林旅游。我们在漓江畅泳，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只广读完中三后，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中间赚过一些钱，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又迷于赌博，以致欠下巨债而要避走大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我们的老板阿卓，好几年后听说原来是个偷渡客，遭警方发现，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我们工作过的制衣厂，早已一一搬到国内，工厂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豪宅。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绝大部分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就我所知，能读上大学的，不足三人。而我读完第二年，便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
现在回过头看，便觉得当时香港政府对待新移民的方式，大有可议之处。例如我们来港后，人生路不熟，却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找学校，于是只好四出向同乡打听，象盲头苍蝇般乱撞。记忆所及，除了一家叫“国际社会服务社”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基本英文课程，政府并没有为新移民提供任何协助。我们就读的学校，也从没试过为新移民学生提供什么特别辅导。我当时以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现在才意识到，有多少新移民学童，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中，失去多少机会和承受多大的挫折。只要政府在他们最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多一点扶持和多一点关怀，他们很多将可以活得更好。
六、
1987年转校后，我的生活起了很大变化。最大的不同，是我终于可以读到一所有完整校舍的正规中学。另一个不同，是班上大部份同学都是本地出生的，我的乡音间或会成为同学的笑资。那谈不上是歧视，却时时提醒我和别人的差异。我很快便意识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学，其实活在两个世界。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欢漫画，更不热衷电子游戏。而这三样东西，却是香港男生的至爱。我一直去到大学，最熟络的朋友，都是新移民。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经历。我一直不明所以，最近这几年才体会到，虽然我们都努力将自己改造成香港人，但很多深层的文化底色，却是无法抹走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的情感结构，感受生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和我小时候的生活分不开。
我在何文田官中那一届，大约有一成是新移民。这些同学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们早来几年，很多从小学读起，因此较易适应香港的生活，也有较强的自信心。他们有些喜欢看课外书，关心政治时事，思想颇为成熟。中四那年，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定期讨论时事，并自资手写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长有点担心，派了一位老师在我们开会时前来旁听辅导，刊物内容亦须老师过目。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很多香港人移民他国是不应该的，结果被劝导不要发表。
我在何官的生活，大抵是愉快的，尤其何官附近便是九龙中央图书馆，满足了我如饥似渴阅读课外书的欲望。那几年，我读了无数文学作品。我将金庸、梁羽生、古龙读完，又将琼瑶、严沁、琦君、司马中原等一大堆台湾作家读完，接着读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然后读柏杨，刘宾雁，殷海光等。我也学会了“打书钉”。那时除了日校，我也去长沙湾元洲街一所夜中学上课，主要是学英文。夜中学的学生，大部份是成年的新移民，而我是全班最小的。学校附近有家小书店，我每星期总有一晚，偷偷跷课去书店看小说，差不多到下课时间，便坐车回家。家人从来不知。我自小沉迷阅读，来到香港，真的觉得这里是书的天堂。那时读课外书，完全没有功利心，也没什么目的，真的是单纯的享受。阅读带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从来不会觉得生活沉闷乏味。只要有书在手，趣味便生。这一点与我有最大共鸣的，一定是我后来的中大老师沈宣仁先生。
那时的何官，有很多敬业乐业的好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虽然很多人说香港的中学是填鸭式教育，我却没有这种感受。我享受读书，也觉得自己是在追求知识，而不仅仅是为了考试。那种氛围，我想和何官是一所中文中学有关。没有语言的障碍，我们能够更直接地理解知识，更自由地展开讨论，从而更好地培养我们的知性能力和学术兴趣。这是我的读书经验，也是我现在的教学经验。我相信，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用母语去教与学，从教育的观点看，对学生成长是最有利的。
但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做一个中文中学的学生所受到的歧视，远远大于做一个大陆新移民。那时全香港只有极少数挂正招牌的中文中学，其中部份是所谓的“左派中学”。较为著名的，有培正中学和金文泰中学。中中不仅是少数，而且是低人一等的少数。更不幸的，是中中学生只可以报考高等程度会考，同时亦只有中文大学愿意承认这个考试。换言之，无论我们成绩多好，除了中大，其他院校的大门都不为我们而开──仅仅因为我们用中文学习。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大大限制了中中学生的出路，更深深挫折了我们的自尊。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每次步出校门，见到邻校英文中学的同学，那份又羡又妒又自卑的心情。我那时真的觉得中中学生被社会遗弃了，而我有太多的不解。我不解为什么我们用中文读书，便要受到整个制度的歧视，连最基本的机会也不给我们；我更不解既然丘成桐、崔琦、徐立之这些顶尖学者都是中文中学培养出来的，为什么政府和社会不相信用中文也可以读好书。当时的我不明白，现在的我也不明白。我明白的，是无数学生，在这个制度中受到极其不公的对待，然后被牺牲，却没有人为他们发过声。
七、
1988年夏天，我和国内一位同学，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欢中国历史，加上受武侠小说影响，对中国名山大川早已向往。旅费是兼职赚回来的，不用父母操心。我们去天安门看了升旗礼，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还登上了长城。玩完北京，我们再坐火车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极目无山的华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开衣裳吹着风，看着夕阳在天边被地平线徐徐吞噬，“随身听”播着齐秦的《狼》，感觉天地苍茫，美不可言。
三个星期后，当我从杭州坐火车回到广州，对中国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游览名胜古迹，我更近距离观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长途的硬座火车旅程中，我从其他乘客口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了解国内人生活的艰辛。在旅途上，当别人问我从那里来时，我总说广东，却不愿说香港。这有安全的考虑，但我心底的确希望像他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让我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感觉，但对别人对自己来说，香港却好像在四海之外。
1989年是我移民史的分水岭。之前，我没想过要在香港落地生根，总想着终有一天会回去。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对1949年后的历史多了一些认识，但对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仍记得，1988年国内有一套纪录片叫《河殇》，中央电视台拍摄，探讨的便是中国应往何处去，引起海内外很大争论。教协办了一次播映会，一次过播完六集。我一个人去看了。当看完最后一集《蔚蓝色》，步出教协时，我心内激动，深信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一定可以告别传统，并与象征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融合，振兴中华。但政治的残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回去已无可能，也无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遂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要安顿下来，第一件事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好好做个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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