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文化 文化谭 羽戈
“国民性”一说，近来常常见人提及；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沉寂久矣，而今仿佛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这背后的纠葛，耐人思量。
国民性即一国民众的共同性格，包括心理、思维、价值观、精神特质等。其英文为nationalcharacter，亦可译作“民族性”。这是舶来词，从欧洲传到日本，再从日本传到中国，可谓名副其实的“日货”，与“主义”、“阶级”、“公务员”、“航空母舰”等词语一样，在爱国的好汉眼里，该属抵制之列。
在中国，国民性与改造国民性之说，似由鲁迅发扬光大。事实上，早于鲁迅之前，严复、梁启超、辜鸿铭等皆就国民性大发宏论。甚至更早，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撰《中国人的气质》，“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曾屡次推荐这本书，认为“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虽然错误亦多”，“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
就改造国民性而言，最早可上溯梁启超的“新民说”，由鲁迅“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即‘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为深化，至毛泽东“灵魂深处闹革命”而高潮，一脉相承，激荡百年。
改造国民性的苦果，我们已经尝尽。杯弓蛇影，戒惧不息。以至如今一谈国民性，有人竟不禁色变。由此，就必须重审：国民性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否需要改造？若果，那应该怎么改造？
论中国之国民性的著作，百年下来，怕有千本之多。其中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都堪称名著，脍炙人口。不过最经典的论述，我以为还是出自鲁迅之口：他在日本学医，看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的画片，日本人公开处决为俄国做军事侦探的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围观斩首之盛举的看客，其心理与思维，正是中国之国民劣根性最鲜明的写照。正因此，鲁迅眼中的当务之急，即“改造他们的精神”。
《阿Q正传》 上海制片厂1981年制摄，严顺开演绎阿Q我不否认国民性理论的正当性，然而，我却不能同意，将国民性视作百病之源，譬如中国落后于列强，归因于国民性的贫弱；中国充满打砸抢，归因于国民性的野蛮；中国不能行民主，归因于国民性的自私。更有甚者，反而倒打一耙，认为以中国之国民性，以国人的素质，实在不配实行民主政治。国民性沦为罪魁祸首的同时，还生出一种决定论，即不改造国民性，中国万事俱不可为。
改造国民性，大抵可以置入改造文化的范畴。这就必须重提著名的制度与文化之争。有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故当全力投入制度改革；有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化，文化是制度的基础，国民性是制度的血液，改造后者，才是关键。两派相争，不可开交。实则，中国的制度与文化，都有问题，至于哪个更具决定性，却不必争论。你赞同制度决定论，就去改造制度，你赞同文化决定论，就去改造文化。
林肯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喜谈国民性的朋友应该会认同这句话。但是反过来讲，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与政府，国民性与制度，互为因果，相反相成。高素质的国民自然会选择良善的制度，良善的制度，如宪政与民主，则可以反向提升国民的素质。是故，提倡改造国民性的人，万万不可与主张制度变革的人为敌，而应执子之手，与子同心戳力，齐头并进。
话说回来，这么多年，我并不常用国民性一说，对此词一直心存犹疑。这是因为，国民性是一个无比虚幻的概念，其中充满了专断的因子，如明恩溥说中国人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这能适用于多少国人呢？若有一人不是如此，那么是否证伪了国民性？如此，与其空谈国民性，不如关注每一个具体的国民。
同时，我对改造国民性之“改造”，有些不以为然。这个词语，杀气腾腾；而国民性的内容，如心理、习俗等，决定了它的进化过程，是涵养而非剧变；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而非大刀阔斧、一蹴而就。从根本上讲，国民性根植于人性。约瑟夫·康拉德曾对乔治·威尔斯说：“我们俩的思想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你并不关心人性，但认为人性应该得到改善。我热爱人性，但知道人性不会得到改善！”——我同意康拉德的观点，人性本不可改造，只可规约。只可惜，古今中国，康拉德太少，威尔斯太多，以至改造国民性，往往沦为改造人性，其典型，便是“灵魂深处闹革命”。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不仅未能涤荡灵魂，反倒激发了人性最幽暗、阴毒的一面——我们至今仍活在其阴影之下。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改造国民性”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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