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毕飞宇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苏北乡村，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存在着大量的残疾人。
我注意过知青作家的作品，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很有特点，经常出现二拐子、三瞎子、四呆子、五哑巴、六瘫子这样的人物。这不是知青作家的刻意编造，在我的生活中，我就认识许多的三瞎子和五哑巴。
我对残疾人一直害怕，祖上的教导是这样的：“瘸狠、瞎坏、哑巴毒。”祖上的教导往往凝聚着民间的智慧。“瘸”为什么狠？他行动不便，被人欺负了他追不上——这一来“瘸”就有了积怨，一旦被他抓住，他会往死里打；“瞎坏”的“坏”指的是心眼坏，“瞎”为什么坏？他眼睛看不见，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一来他对所有的“他者”就有了敌意，他是仇视“他者”的，动不动就在暗地里给人吃苦头；哑巴为什么“毒”呢？
他行动是方便的，可他一样被人欺负，他从四周围狰狞的、变形的笑容里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他是卑琐的，经常被人“挤对”，经常被人拿来“开涮”，他知道，却不明白——这一来他的报复心就格外地重。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残疾人的心理，不过我可以肯定，那个时候的残疾人大多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的心是高度扭曲和高度畸形的。
他们的心是被他人扭曲的，同时也是被自己扭曲的。
娄烨导演作品 电影《推拿》剧照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就是人没有被饿死，人没被冻死——如果还有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话。没有人知道尊严是什么，尊重是什么。没有尊严和尊重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娱乐。娱乐什么呢？娱乐残疾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取笑和模仿——还是说出来吧，我至今还能模仿不同种类的残疾人，这已经成了我成长的胎记。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小品演员赵本山，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模仿盲人。他足以乱真的表演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送来了欢乐。我可以肯定，赵本山的那出小品不是他的“创作”，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黑色的环节。
我要说的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每个乡村不仅有自己的残疾人，还有自己的赵本山。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赵本山”不是健全人，而是残疾人。我的父亲、母亲，我的两个姐姐，包括我本人，至今还记得一位这样的盲人，他叫“老大朱”。为了取悦村子里的父老乡亲，他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本领，比方说，他的
耳朵会动，比方说，他会学狗叫、猫叫、驴叫，他还能模仿瘸子走路。只要有人对他吆喝：“瞎子，来一个。”他就会来一个。请允许我这样说，他的生活是“牛马不如”的。在夏天，他几乎每一天都能吃上肉——所谓肉，是酱碗里白花花的蛆。我曾亲眼看见老大朱把那些白花花的蛆虫送进自己的口腔，一边吃，一边对我们这些围观的孩子们说：“好吃！你们吃不吃？”
老大朱没有门牙，他的两颗门牙一定是被一棵树或一堵墙夺走了。但是老大朱喜欢咧着嘴，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露出疑似的、没有门牙的笑容。当他伫立在巷口或猪圈旁边的时候，乡村快乐的时光就来了，人们会把手指、树枝、鸡毛，甚至尖辣椒塞到他的牙缝里去，老大朱强颜欢笑，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他门牙上的豁口看见他愤怒的、无可奈何的舌尖——我们的笑声欢天喜地。
我阅读过一些分析我们“民族性”的书籍和文章，在那些书籍和文章里，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在东方，和我们这个民族“苦中作乐”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当然，相应的小说我也读过。什么是“苦中作乐”的精神呢？我想我知道。它的本质是作践，作践自己，并作践他人。
写到这里我必须要说《阿Q 正传》。我想知道的是，鲁迅先生在写《阿Q正传》之前他想了些什么？作为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他看见了什么？他的体会是什么？在他长大之后，他对他的“童年记忆”做了怎样的回溯与规整？这些我都想知道。阿Q 无疑是中国民间“苦中作乐”的杰出代表，他的面容是模糊的，鲁迅先生用Q这个英文字母只给了他一个背影——这是一个中年的男人，因为缺钙，他的脑袋硕大无朋，因为营养不良，他的小辫子相当地枯瘦，一小撮黄毛而已。我相信鲁迅先生先确认了阿Q 这个名字之后一定经历了一番振奋，他摩拳擦掌了。他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背影，也可能是一个民族“时代”的背影。
我并不认为阿Q和他的“未庄”人是麻木的，阿Q们不是麻木，“演员”是明白的，看客也是明白的，这明白就是将所有的“脸面”一把撕碎，然后，“难言之隐，一笑了之”。阿Q们仅有的一点偏执是将娱乐进行到底。
瓦尼亚将身坐在沙发
酒瓶酒杯手中拿
他还没有倒满半杯酒
就叫人去请卡金卡
这是俄罗斯的民歌，柴可夫斯基把它的旋律借用过来了，写成了《如歌的行板》。我想说，优美的、忧伤的《如歌的行板》里有一种精神，这精神才是苦中作乐。阿Q们的则不是。道理很简单，苦中作乐里头有人的尊严，它包含了自尊、帮助、友善和有所顾忌；而阿Q 们的逻辑则是这样：我就不是人！ 我就不要脸！
即使要，那也是虚荣，与尊严无涉。
但鲁迅终究是怀有希望的，他认准了阿Q们依然喜爱一点体面，为此，他不惜“用了曲笔”，他在阿Q的坟头上“放了一个花环”。这个花环就是阿Q的画押，他要把那个“圆”画圆了，并放在自己的坟头。这是一个人最后的、莫须有的体面，也叫尊严。
我如此在意尊严是在这些年和残疾人朋友的相处之后。我不是先知，但是，因为长期的相处，他们的“行为”使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尊严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在中国，它几乎是一个社会问题，是的，一个社会问题。
我不能说我们这个民族仇视尊严，我只想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尊严是严重缺失了。我不知道人的“终极问题”是什么，但是，如果“人”从“尊严”的旁边绕过去，那一定是一条不归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还有一群人、一类人在讲究尊严的话，那一群、那一类是残疾人。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精神上唯一的向度是“利润”。在利润面前，我们无所顾忌，我们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还会将这样的无所顾忌，这样的无所不用其极上升到“智慧”的高度。
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或者说，商品的时代，不少人因为对现状的失望，把他们(包括勒克来齐奥在内)的批判锋芒瞄准了物质，或者说，商品。这是荒谬的瞄准。物质没有错，商品更是无辜，我们唯一要问的，是我们自己丢弃了什么。这丢失不是发生在今天，它早就丢失了。它生龙活虎的、不知羞耻的“体现”则是在物质时代。可怜的物质时代，你遭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宏大的东西，这宏大不是时间上的跨度，也不是空间上的辽阔，甚至不是复杂而又错综的人际。这宏大仅仅是一个人内心的一个秘密，一个人精神上的一个要求，比方说，自尊，比方说，尊严。我认为它雄伟而又壮丽，它是巍峨的。我把任何一种精神上的提升都看得无比地宏大，史诗般的，令人荡气回肠。很不幸，我承认我的看法会遭到反对。人们在意的“宏大”依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把故事拉长到五十年至一百年；把故事放在三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至八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唯其如此，方能体现艺术，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规模”与“构架”。老实说，我深不以为然。为什么？那其实很容易，真的很容易。
我突然就想起来给我的儿子买鞋，他在七岁的那一年我带他去买鞋。七岁的孩子是崇敬爸爸的，他觉得爸爸大，爸爸的什么都大，大很了不起，所以，七岁的儿子也要大。他在鞋柜面前闹，他不要合脚的鞋，他要“像爸爸一样”穿“大鞋”。我告诉他，不行，你穿那样的鞋是要摔倒的，他不听，他宁可摔倒他也要大鞋。结果是这样的：他的两只小脚站在了两只大鞋里，像脚踩两只船。他的脸上绽开了幸福的笑容。我爱死了那个场景。
问题是，孩子干的事成人是不能干的，同样的事，七岁的孩子干了，他无比地可爱，成人去干呢？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不体面那是一定的。
本文选自毕飞宇随笔集《写满文字的房间》（原题名《<推拿>的一点题外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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