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侯虹斌
不知道有这种感觉的是不是我一个人：见过一些有钱人，看着又粗鲁又没修养，居然人家就随随便便就年收入千万以上；电视台上的巨贾大腕吧，也经常说蠢话或做蠢事，比如一些企业家或艺术家，千金散尽却收藏了一屋子的假货；有些行业大佬，被骗子李一和王林及各色“活佛”骗得团团转，还甘之如饴。
弄得大家经常有一种“这种笨蛋怎么也能成功”的世事无常之感。但细想起来，这些都是人精，刀山火海都过来了，一定见多识广，为什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最近我在读格非的新书《雪隐鹭鸶——格非赏〈金瓶梅〉》中，就有了一层更深的体会。他谈到了西门庆的“经济型”人格：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相反，他身上有很多孩子气的任性，洋洋自喜乃至天真。不论是朋友之间的酒食征逐，还是在家中与妻妾相处，乃至在院中与妓女们周旋，西门庆都可以说是一个极其肤浅的人。”
“肤浅”这个评价，开始令我吃一惊。一方面，西门庆相当成功。如我们所知，西门庆出场时已无父母兄弟，也无亲眷故旧，更无任何家庭社会关系的脉络，财富积累几乎全凭自己打下江山；到小说七十九回西门庆临死前(三十三岁)吩咐遗产事项时，其财富已达十万余两(明朝七品官一年的官俸四五百两，西门庆之财是七品官员年俸的两百余倍)；如果再考虑到他挥霍无度、撒泼使钱、不喜积蓄的习惯，西门庆的赚钱能力不可谓不巨。另一方面，西门庆憎恶美德，蔑视法律，深谙官商勾结之道，其“强奸了姮娥，各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的价值理念不可谓不振聋发聩。此人之道行，如何是“肤浅”二字可衡度？
不过，看整本《金瓶梅》中，他与李桂姐、吴银儿、应伯爵、吴典恩之流的精明人打交道，他的肤浅和愚痴又被衬托得极其醒目。
比如，西门庆由儿女亲家陈氏而遭遇大祸，命悬一线，他吓得魂飞魄散，每日将大门紧闭；幸好打点得当，逢凶化吉，他“渐渐出来走动了”，这时，在大街上碰见了应伯爵和谢希大两人。这两人都是西门庆的“十兄弟”，平时得了他无数的好处，但在他罹祸的两个月里，两人一次也没去探望过，尴尬中，应伯爵假装没事人儿似问：你忙什么啊，娶了嫂子没啊，也不请兄弟喝酒啊……而西门庆也老老实实地回答，陈家出了点事，有点忙……
电视剧《水浒传》西门庆 电视剧照西门庆并没有吸取教训，丝毫不以为忤，应伯爵借二十两银子，西门庆就给五十两；常峙节想买套三十五两的房子，西门庆就给五十两，让他多开个小店铺。当然，这种恩情是肯定不会有好报的，西门庆一死，应伯爵便教人赖了西门家的四五百两银子，自己投奔张二官去也。
西门庆受骗何止一遭。李三、黄四由应伯爵作中间人向西门庆借款，西门庆借了一千五百两给他们；他们赚钱后还了约一千两，又诱骗西门庆再追加五百两投资。另一方面，应伯爵又教他们“香里头多放些木头，蜡里头多掺些柏油”，“借着他(西门庆)的名声，才好行事”。
西门庆几乎可以说是处处受蒙骗，时时被愚弄，而且不长记性。骗完之后，对方稍加安抚，他便立即芥蒂全消，主动投入下一场骗局。
西门庆的伙计和家丁们，几乎全都是白眼狼。韩道国听说西门庆已死，便发卖了西门庆的部分货物，拐一千两银子回家。来保也偷了西门庆八百两货物，装上大车运回家。来旺要拐走小妾孙雪蛾，玳安成了西门府大当家，平安儿偷东西、再诬告主母偷情……一个两个忘恩负义不足为奇，一窝都寡情薄义，西门庆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近乎白手起家的商人，西门庆无亲无故，光靠着自己经商本领让钱生钱，又四处行贿和结交，就能当上提刑千户，可想其对官场的揣测把握、对潜规则的谙熟、对人心幽微之处的洞察，不可谓不透测。书中写他对蔡状元的讨好，对夏、刘二太监的奉承，对生意和数字开了天眼般的敏锐，无一不证明，西门庆从商、从政的天分之高。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在生活中却总是显得很蠢。
这种性格的形成，显然与时代有关。只有在明代那种社会环境中，因为城市生活结构发生的剧变，他这样的商人才有可能应运而生。城市商业繁荣、资本萌芽导致了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流行，正是所谓的“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一切都肆无忌惮、直露、赤裸。
不过，越是这样的社会，礼法就越是在某些地方固执地停留。比如说，西门庆去拜望蔡太师、宴请六黄太尉，上下官员的酬应，等级森严，极端繁琐；妻、妾、婢之间，宗法俨然、礼数周全，亦凛然不可侵犯，月娘甚至有权力把当初的姐妹都卖掉。明代也是最强调女性贞节的朝代：《宋史》里面记载的节烈女不过55人，《元史》才几十年就达187人，《明史》所发现的竟不下万人了。而另一部《古今图书集成》里，烈女节妇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明代则是3.6万人。——不过，越强调道德的时代就是道德全面崩坏；所以此时涌现了大量三言二拍这样的世情小说，以及大量诲淫诲盗的狭邪小说；《金瓶梅》本身更是最轻蔑的道德炸弹，炸得贞节观和道德观魂飞魄散，无所遁形。
明代也是个“法治社会”。明初还建立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相互制衡的法律机构，制定了《大诰》，大力推进普法运动，甚至通晓《大诰》或《大明律》的罪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刑；《大明律》中还有专门的法律来防止刑讯逼供。可《金瓶梅》一书里，由西门庆为首，动辄就用榔头把犯人打得“胫骨皆碎，杀猪似也喊叫”；哪里发现了凶杀案，旁边的僧人或百姓全都抓起来，先打二十大板，拷得口供。苗青杀主一案，凌迟大罪，西门庆收了一千两银子摆平了(自己得了五百两)；蒋竹山被殴打陷害，地方保甲抓了一干人等，夏提刑首先就把蒋竹山打三十大板，打得皮开肉绽，因为他“一看就像个赖债的”。而对于西门庆而言，多少官司、多少参劾，都在财物的运营转送间，灰飞烟灭。
这么一想就不难理解了。这就是一个鼓吹禁欲的纵欲时代，一个无法无天的法治时代，新的社会共识(比如说商业社会、契约社会)还未形成，而旧的价值观已溃烂。最聪明的、拥有最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一群人，对时代作出的应激反应，必然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在这种失序的社会里闷声大发财，礼崩乐坏、律法松驰，成为他们财富积累并且操纵法律、指挥官场的绝佳机会；不少商人本身就通过行贿成为主持公道的“父母官”。而初具商业社会雏形的时代，又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可供剥夺。这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专门留给不要脸的精明人的。
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鼓吹出一个“守礼”、“守法”的基本面；因为必须保持等级，提倡道德，才能凸显有钱有权有势者的优势，已褫夺的财富才可能安然地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当然，他们知道这种“礼”和“法”自己是不必守的。只是，世界上的聪明人不只是西门庆们，许多小人物虽然不具备资源，却也懂得像蟑螂一样顽强地在各种缝隙中存活，在乱世里尽可能地捞一票，把廉耻良心当作赔钱货。西门庆当真不知道打秋风的应伯爵常峙节、妓院里的李桂姐郑爱月们是什么货色么？不，他知道，只是他更知道没有资格要求别人讲义气、讲道德、知恩图报。他了解自己有多无耻，所以把对别人的要求和标准也放得非常低，不计较应伯爵的背叛和李桂姐的三心二意。即便骗了他，他也觉得不过是小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门庆性格中有“真”的一面。
况且，正如今天某些商界老大在李一、王林等骗子的行为已被新闻媒体充分揭发后，仍然说“我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样，西门庆的心理也不难猜想：我够牛逼，即便骗我也不过是我身上的九牛一毛，我随时还可以像虱子一样碾死他，老子骗得起，老子乐意！
所以在我们凡人眼里，被骗与其说是伤自尊、不如说是伤金钱，在这些权势者眼中根本不值一提；这也就理解了当下查抄贪官府中收藏时为何常常发现大量的赝品：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被骗，钱对他们来说只是数目字，他们要的就是像西门庆那样被应伯爵和诸多媳妇婆子们众星拱月的吹捧和需求。
是的，在那个名实不符，精神分裂的互害社会里，思考和良知都是累赘；只有没心没肺地随波逐流，全面俗化，才有可能从那种游戏规则里分得最后的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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