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迪默：我并不认为它们容纳的真实性有何不同。不过我现在很少写短篇。我得有点悲哀地承认，我现在不大看重短篇小说。让我感兴趣的主题越来越复杂，也许是因为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吧。
拉宾：那就是说你无法在短篇小说里处理好如此复杂的主题，因为情节发展和可以支配的人物角色都有限？
戈迪默：不，不，这是主题层次的事。甚至在我的短篇里，我都不满足于只有一个层次。这就好像是剥洋葱皮，你一层一层往里面深入，有时候似乎感到小说未能提供足够的空间。
基琴：你的近作《七月的人民》是一部富于理想色彩的小说。你是否认为真会发生那样的事，或者只是开未来的玩笑？
戈迪默：我是开现在的玩笑，看看我们正在南非干些什么事，完全有可能出现那种结果。小说写出来后的这些年，许多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预言家，而是因为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导致发生那样的事。
基琴：你觉得自己是位女性作家呢？还是位碰巧是女性的作家？
戈迪默：我得说老实话。我一点也没去想自己是女性作家。有某种男性的写作，有某种女性的写作，还有一种写作则让作家成为真正的作家——可以深入所有性别与年龄的奇异的造物。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必须让他或者她自己拥有的自由。
马钦：你对自然具有十分强烈的感觉，好像赤脚走在大地上一样。你是否一直都是这样的呢？
戈迪默：是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南非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可是我不巧住在这个国家少数几块不美丽的地方之一——一座不美丽的小矿城。实际上，那是一个由几座金矿拼凑起来的小城镇。但是我一直对甲虫和花朵深怀感情。后来我长大成人，周游全国，大大增加了对大自然的见识。在早期的作品中，它确实是诱发我写作的动因。不幸的是，一个人长大后，那些因素就消失了，因为鲜花与露珠不再让你感到新奇。一旦见识太多，就不再产生刺激。
拉宾：你删改多吗？
戈迪默：不多。写长篇小说时，通常我就一直写下去，虽然有时候也回头写一章，但并不重新开头。等到写完，就要做通读的大量工作。
拉宾：写作时你是否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
戈迪默：不常读。我也从不拿给任何人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拿给别人看，感觉就会消失。
马钦：不给任何人看？家人也不给吗？
戈迪默：是的，从未给过。每当在报章上读到19世纪的作家，比如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如何诱使家人和朋友一连聆听数小时，我就感到很惊奇。当然，他们确实有点东西读给家人听。
马钦：那你听不听批评意见呢？家人的、友人的或者评论家们的？
戈迪默：我的家庭非常直言不讳，我可以听到他们的真话，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当然，还有我先生。至于朋友，我认为从来不会告诉你真相，因为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就不会说不喜欢最近出版的哪本书。他们总是朝你微笑，吻你的双颊，当然我也一样。评论家？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那么一两位评论家，如果写文章评论我的书，我会有兴趣去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批评得十分严厉，我就会被击中要害，因为我会认为他们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是未能做成。至于一般的评论，都是赞美你并未写好的那些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想写什么。
马钦：如果你的直言不讳的丈夫和孩子不喜欢，那该怎么办？
戈迪默：默那可太惨啦，因为那时书已经问世。在此之前他们没有读过。
拉宾：尽管你经常被郑重其事地归入英语小说的主流，但是我注意到在你最近的作品中，意识流手法，或者内心独白，有增加的趋势。
戈迪默：我认为我们所有今日写作的人都深受乔伊斯的影响，深受普鲁斯特的影响。没有普鲁斯特、乔伊斯，还有托马斯·曼，我们会在何方？
马钦：你的力量显然表现在写作上，而非新闻报道或政治演讲。你是否相信你的小说会导致变革？
戈迪默：我不认为小说能够导致变革。我不认为作家有那么重要，至少在我的国家不是如此。黑人作家被看作敌人，大多数白人作家也被如此看待，因为我们都反对那个政权。你找不到哪个作家公开地或暗底下拥护种族隔离制度。书籍使南非人，黑人和白人，从内心认识自己，得到一面比较自己感情和动机的镜子。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小说唤起了他们的良知。而对于黑人，则让他们在痛苦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尊严和骄傲。
我关心的是人的解放
［美国］玛格丽特·沃尔特斯 (1987)
本文为美国伊利诺伊州诺思布鲁克市当代艺术学院教授玛格丽特·沃尔特斯与纳丁·戈迪默的座谈纪要。
沃尔特斯纳丁·戈迪默，非常欢迎你前来当代艺术学院。我不多做介绍了，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你的作品都很熟悉。在我初次读到《说谎的日子》时，我对戈迪默一无所知。那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还很年轻，只把它当作一部描写青春期，描写一个少女成长过程的作品；时值今日我依然认为那是我所读过的同类作品当中最好的一部。后来我又读了她的短篇小说，还有《陌生人的世界》和《爱的原因》，意识到她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南非作家。接着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是1966年问世的《资产阶级世界末日》，这本书我下面还要提到，在我看来它似乎是戈迪默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她在英美两国的名气越来越大。1974年出版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获布克奖。然后是1979年，出版了我最喜欢的《博格的女儿》，再就是《七月的人民》。纳丁·戈迪默一直住在约翰内斯堡，近些年来她开始就南非的政治局势发表看法。她刚发表了一部新著《大自然的游戏》，这本书我们等一会儿还要谈到。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言归正传，谈谈你是如何开始写作的吧。我想你写短篇小说写了很长时间吧。
戈迪默：是的，我从小就开始写短篇，15岁时在南非的一家小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故事，一篇写大人的故事。
沃尔特斯：你是否发现，像其他一些非洲作家所说的，你创造了一种表达非洲自然情感的语言。你大概是在欧洲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吧。
戈迪默：没错。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去创造一种特殊的语言，只不过是某些单字，我们生活在南非的人看得懂，但是外边的人看不明白——比如donga是“沟渠”的意思，还有一些植物和鸟儿的名字等等。我习惯于阅读，比如很喜欢美国南部的那些作家，但我不知道Judastree是种什么树，也没见过chinaberrytree是何种模样，更没有听过有谁像南方人那样说话。小说家不可能到处都加注，时时解答问题，我不认为有那种必要。
沃尔特斯：你是何时周游海外的？
戈迪默：出游是一种愿望。我想看看欧洲，但一直没有机会。而我的许多同时代人都纷纷前往。一个人向往文学与艺术，但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又无所作为，于是就去伦敦，去巴黎，海明威那一代人是这样，更早的几代人也是这样，因为你在俄亥俄，在威尔明顿或斯普林斯成不了画家或作家。当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已经没有那种看法。现在的人刚好相反，如果一个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流亡国外，那简直如丧考妣。
沃尔特斯：对你来说，住在国内显然至关重要。
戈迪默：是的。我觉得不管我生活在何处，我都会成为作家，因为我一生都在写作。但我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作家。
沃尔特斯：你是否认为流亡对作家大有益处？在《说谎的日子》里，那位名叫伊萨的小说家准备去英国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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