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戈迪默译者/东子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11.20—2014.7.14)，南非作家，用英语创作。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南非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描述了南非的防备性社会准则对每个人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她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的斯普林斯。先在德兰士瓦受教育，后就读于约翰内斯堡的威特瓦特斯兰德大学。曾到过非洲、欧洲和北美许多地方，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授现代非洲文学。她抨击种族隔离制度，其作品被多次列为禁书。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14日报道，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文学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14日去世，享年90岁。
来自动荡国土的声音
［美国］彼得·马钦朱迪丝·基琴斯坦·S·拉宾(1986)
以下对话根据1986年1月24日对戈迪默小姐的一次录音采访整理而成，当时她正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洛克波特学院访问，接受布洛克波特国际作家论坛奖。与戈迪默小姐座谈的是小说家彼得·马钦、诗人朱迪丝·基琴和诗人斯坦·山沃尔·拉宾，后者是布洛克波特作家论坛节目主持人。
马钦：我知道你是位非常忙碌的女性。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其他事情上——比如政治活动、教学和讲演等等。那么作为一位作家，你是怎样做到如此多产的呢？
戈迪默：我并不认为我很多产。我觉得自己写得很慢，不过把我的作品与年龄对比一下，似乎又已经写了很多。我脑袋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计划；一部书该写多久就写多久。其他一些事情纯属政治责任：作家要表达声音，作家要被人知晓，生活在我那样的国家，你不能不说话。
马钦：那么你早上写作吗？是否有每天早上写作的习惯？
戈迪默：是的，我总是早上写作，但是现在回信的负担愈来愈重，总有那么多信要复，那些信只能由我来复，别人无法代替。作家要写许多私人信件。年轻作家向你讨教，你不能不理不睬。有人想出版南非作家作品选，找谁索要联系地址呢？还不是找我。所有这些都挺费时间。
马钦：你是9岁开始写作的吧？能跟我们说说吗？
戈迪默：记得那时在学校，可以挑选写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决定写诗。那是一首很糟糕的诗，我从来就未能写出好诗来。那就是我所写的第一篇东西。后来我一度自编过整张报纸，摹仿我居住的那座小城的那份周报——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破烂玩意儿”。我编出婚礼、集会和市政大楼的开幕式等消息，还绘制专栏题图和插画。我就是这样起步的，但是后来并没有成为记者。
马钦：你对细节具有独到的眼光，对人们的穿戴、住所、食物和生活习性都观察入微。你是否时时都保持这种洞察力呢？
戈迪默：是的。小时候我最喜欢做而且被大人们鼓励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摹仿他人，逗人发笑，我总是摹仿得很像。我可以像鹦鹉那样摹仿口音和讲话方式，有时候妈妈的朋友来玩，我就摹仿别人的声音给他们听。现在想起来那种事情并不好笑，可是那时候我喜欢出出风头。好在那种卖弄欲——我还是舞蹈家，正正经经地跳过几场舞——现在已荡然无存。不管怎么说，所有的作家在其早年都会专注于写作。
马钦：你曾说你14岁时就读过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那本书对你的写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戈迪默：当然有影响。那是第一本我读过之后让我思索生活环境和这座小城的生活方式的书。我住在这座淘金小城，周围是众多巨大的金矿。距我家一英里远的地方，就有一片我们称之为“场子”的地方，或者又叫“营地”，那里住着从南非各地前来的黑人矿工，没有妻室，也没有儿女。事情并没有多大改观：他们是季节工，如今依然如此。我开始想到，他们不仅仅是在那儿干活的说话难懂的“矿孩”，而且是工人，是过着常人生活的人。我想这是读到围场境况时产生的感觉；我开始明白人为什么被一群一群地加以奴役。
马钦：你是否在家里或学校里就已经开始提问棘手的问题？
戈迪默：当然不是在学校里。我就读的是一所修女学校，好像并没有产生过那些疑问。那里没有黑人孩子，也没有谁想到去问问为什么没有。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很难想到这些，父母就是榜样——这一点我们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就能看到。我就读的是一所全白人学校，对一个被隔离的孩子来说，图书馆就是一切——黑人不许进那座图书馆。看电影是一大乐趣，我省下口袋里的钱，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去看，但是电影院也不让黑人进。我只是简单地想：“事情就是这样，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正常。”
马钦：是不是猛然顿悟呢？
戈迪默：我不认为如此。事后你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妈妈对黑人的生活感到内疚，看见他们遭受虐待——这种事情时时都能见到——她就会说：“唉，他们毕竟也是人啊。”于是乎她开始把黑人当人看，并且做了不少善事——她属于一个小型妇女团体，她们在城市近郊的黑人聚居区开办了一所孤儿院和一家诊所——但也仅此而已。她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制度应当为她所怜悯的那些人的生活处境承担责任。
基琴：在上星期的《纽约时报》上，有人提到你在听说起一个舞会时曾经这样评论道：“假如我只有25岁，我也许不会去关心什么公平不公平；我会回家去写一篇关于舞会的短篇小说。”你是否认为那种时代已经完结——即艺术的路途是漫长的，但你和你的国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
戈迪默：是的，我想我在说那句话时有点儿歉意。我已经经历了许多岁月，遭遇了许多事情，观念当然会有所改变。我并不喜欢用那些沉重的政治词汇，但又想不出别的词来。举个例子吧。18岁那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名叫《要做的善事》，描写一个孩子捡到一只鸽子，那鸽子显然是被哪个家伙用弹弓打中了。它受伤坠地，痛苦不堪，已经没法子如孩子希望的那样，放进鸽子笼里饲养起来恢复元气。那孩子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看着它受苦，要么把它杀死。小姑娘脱下鞋，朝鸽子的脑袋重重一击。不久前我出于某种特殊原因重读那篇故事，意识到我当时是在思考对生与死所负的责任，意识到我们可以杀死别人，夺走他人的性命。那是我头一次面对这个道德问题。
马钦：你说你自己学着写短篇小说。那么谁是你的老师呢？你是否回到了19世纪的英语中？
戈迪默：我什么杂书都读。买过《飘》和《匹普斯日记》。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读过契诃夫、莫泊桑和尤多拉·韦尔蒂，还可以算上海明威吧。如果没有他们和其他的一些人，我就找不到表达自己心声的方式。
基琴：我们是否可以来谈谈你新近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似乎涉及到一些基本主题。其中之一是毁灭——不仅仅是白人毁灭黑人，而且还有白人毁灭白人，甚至黑人毁灭黑人。
戈迪默：最近一些年来，气氛变得十分异常。你真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谁说话。你跟朋友们在一起，可是后来却发现其中的一些人其实并非朋友。我有两个年轻朋友，他和她都是律师，两人都极其卖力地投身于解放运动。可是那小伙子却被证明是受雇的奸细，成了许多桩重大叛国案的当局证人。
马钦：我感到惊奇的是你只是在读校样时才发现毁灭这个主题。
戈迪默：出版一部小说集时，里面的作品通常是在好几年中写成的——一般是五年左右——因此并没有通读过。等到合在一起，就会注意到其中某个特殊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好像引起了各种人的注意。在我们那种社会里，发生在我身上和我的小说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情感的扭曲。就像婴儿的脑袋卡在了产道里一样，生活在南非，你的个性和感觉时时都受到压抑。
拉宾：你既写长篇也写短篇。你觉得这两种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有何不同？它们容纳的真实性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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