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棋博所画的野夫。《乡关何处》悄悄地火了。一本散文集，成了读者心灵互相碰撞的“文林秘笈”。
2012年岁末，作者野夫在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演讲，标举“边镇少年的梦想之旅，铁血男人的雄性教育”，一时听者如云，网友、大学生、教授中都有他的粉丝。
野夫曾经是一个诗人，亲历时代大变革的风起云涌。2004年才重新开始在网络上写作，第一 篇文章是《别梦依稀咒逝川》。那时候，野夫还不会打字，用手写板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出来的。第二篇文章是《江上的母亲》，悼念他失踪十年的母亲。文章放在 网上后，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重视。2006年，野夫跑到大理，重拾写作。更多的时间则是在全国各地游走。他说：“我喜欢去结交拜访各路朋友各路高人。我更 多的时间是在路上而不是在书案前。”
在作品中，野夫描绘了一个江湖世界。他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三个字可以分别用来研究中国士人的 传统：侠，隐，僚。“一个传统的士人没有步入仕途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三种出路。行走江湖，起身抗暴者谓之侠；协助官府，出谋划策者谓之僚；既不惹官府不惹 廊庙也不帮官府，就谓之隐，所谓的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在这三种路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当然每个身份里又可以研究一番了—比如隐，隐于山林是一种隐，隐于市井 也是一种隐。因为隐于市井者要谋生，很多都去做了郎中或者算命卜卦之类的，因为这些人也都是要有文化知识的。还有的甚至是隐于屠狗者之流，这就是《游侠列 传》里面的荆轲、高渐离一辈人物。”而野夫本人，便是一个充满江湖侠气的人物，用生命来写作。
2012年5月，野夫将这批文章结集为《乡关何处》，副题是“故乡，故人，故事”。野夫感 慨：“老话说山河依旧人事全非，如今山河都不依旧了。虽然我的文学在讲故乡故人故事，但是我怀念更多的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故乡。在那个精神层面上的故乡， 包含了心中遥远的很纯朴、很正派、很磊落的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活着的一些人，仿佛今之古人，仿佛古之君子，是这个时代日渐稀少的事物。我们在追忆那 些人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一段纯净岁月的伤悼。”
视刘道玉校长为恩公
时代周报：你是1962年出生的人，但是文风受时代的影响不是很深，仿佛是民国的那种依稀的文风，也保持了从明清小品这一路走过来的气息，为什么会这样？
野夫：可能与我从小的阅读有关系。我1968年上小 学，1978年中学毕业，基本上就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我们是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很难读到书，学校也不怎么上课，我可能自己有一种很奇怪的求知欲。可能 受到我外婆的影响，外婆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她父亲是清末民国初留学日本，学法律的。她小时候上过私塾，在民国时候像这样识文断字的女孩不是很多。小时候， 基本上是外婆带我，培养了我的阅读兴趣。我从小很着迷地到镇上的大户人家去收书看，我中学以前基本把古代流行的章回小说读得差不多了，后来又读唐诗宋词。
1978年高考，我是我们县一中唯一考上的文科生。我上了大学，终于在大学图书室里有机会 看到现代的一批作家作品，原来都是作为毒草。当我突然接触到五四白话以来的经典文学，非常喜欢那种“五四体”，或者胡适先生称为“放足体”。我对那种文风 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它有文言的底子，但确实是新的白话，也有一些外来的句式。从那个时候比较偏好这种文风，不知不觉就形成一种习惯。诗词曲赋，我都能写， 而且可以写得比较地道，我的旧体诗词比较严格地遵守格律，我现在可以写标准的四六骈文。虽然在当代写这种东西实际是没有意义的，但它是一个个人修养，就像 武术的站桩一样，站桩跟打架没有基本关系，但是站桩一定是武术的基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今天好像有点民国风的文风。
民国的文风，在主流的媒体也好，大学老师里面也好，好像是断的。但是在民间，我认为有一种 隐隐的传承。中国道统一直在民间，整个廊庙被破坏的时候，在民间是在传承的。礼失求诸野，历来王朝颠覆了，但是道统、礼俗隐隐在民间传承。比如，我写过我 的一个大学同学李如波，他后来自杀了，我写旧诗受他的影响很大，甚至我的文风也受他的影响，他写我的几十封信一直保留到今天。我16岁上大学，他28岁上 大学，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他的爷爷是民国年间的私塾老师，也算中国的乡村知识分子，古代叫村学究。老李的每一封信我都很喜欢读。他是一个普通人，但 是我觉得他的文章就是得了民国风。我也喜欢看民国的大知识分子之间写的信，郁达夫、丰子恺的信很有意思，那种文风是非常舒服的。
还有一个我还没写的人物，叫简笠。简笠是一个民国年间的大学毕业生，后来在利川完全过着农 民的生活，我父亲带着我经过他的茅草屋的时候就说：“这是我们利川的大才子，后来打成‘右派’开除了。”我就到他们家去找书看，简先生那时候是农民，“文 革”结束以后平反了，重新把他弄回来教书。他成了利川一中的老师。我们是两辈人，他是当时利川一中古典修为最好的人，他能写一手标准的旧体诗词，我跟他有 很多诗词唱和。民间的传承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反而还隐隐存在。在中国的广大山野间，每一个县都有类似这样的人存在，还保留了遗民风。
时代周报：后来你去读武汉大学，是不是很重要的人生转折？
野夫：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每个省都有边远的山区青年， 就像当年沈从文在湘西，他就有一个梦想，要到北京来。他租一个小破屋住着，寒冷的冬天，一个人默默地给副刊写稿子。多数的边远山区的孩子都有一个要走出深 山的梦，这个梦激励着一代一代的读书人。在我的童年，也从来没有出过山。外婆跟我讲火车、轮船，城市的房多高，街市多宽，在我的童年无法想象都市的模样。 我外婆跟我描述火车像一条龙，呼噜噜怎么奔腾而来，那时候我们连电影中都没看到过火车。我对遥远的城市有一种好奇的梦，不是要到城市去成名成家，当官发 财。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无数的新奇吸引着我要去看一看。所以我很感谢刘道玉校长，一直视刘道玉校长为恩公，因为全国的大学自他开始搞的这种招生改革，就 是面对社会招插班生，在社会上已经有一些成就的人，没有本科文凭的，可以考武大，直接进去读三年级，读两年拿本科文凭出来。我们就考进去，改变命运了，出 山来到平原上大学。因为上了武大就有重新分配的机会了，人生就有了新的选择。
时代周报：在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学术风气是相当活跃的？
野夫：(上世纪)80年代的武大在全国高校排前十名是 毫无疑问的。刘道玉治校，率先搞学分制，学生就自由了。当年邓晓芒、易中天都是讲师，今天易中天的风采实际在那会儿就有，教室窗户上趴着人听他的课。我跟 易中天那会儿已经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上课间歇，我们就上去互相递烟，抽烟聊天，可以到他家去喝酒。那时候老师不仅讲课，晚上还开一些讲座。武汉处于珞珈山 和东湖周边，湖山一梦系平生，关系着我的平生。
80年代的诗歌至今无法超越
时代周报：你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狂热的诗人？
野夫：我那会儿主要是诗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 诗歌运动如火如荼，全国的诗歌社团应该是几万个。我们偏僻的鄂西就有几个诗社，在文学上几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都有几个诗歌社团。(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 运动是很有意思的，诗歌运动常常伴随着思想运动，诗人是这个社会最不安分的一个群体。那时候诗人到处流窜，就像武术练了要去对拳一样的，出去切磋，一见如 故，就去你家吃你家住了，穿上你的衣服脱下他的衣服然后就走，这是第三代诗人运动里面的一个常见现象。我当时在武汉接待了大批诗人，诗人们去哪里，都知道 心中是要拜访哪几位诗人，就去串连。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观。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新诗，艺术水准如何？
野夫：新诗的艺术水准，如果不算民国年间，我认为诗歌 所达到的鼎盛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没有超越它。其中，我最推崇的是李亚伟，我认为他创造了一种新诗体，而且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新诗体。李亚伟的修辞 是一种很独特的修辞，真正耐读。那时成名的新诗人集体水准都不错，但是有一个弊端：把诗人的名字抹去，把一百个诗人的诗放在一起，光读诗很难读出来这是谁 的诗。但是李亚伟的诗，混在人群里面，不署名，基本上都是能认出来这是李亚伟的。我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要有自己的风格，就像开餐馆一样，要有一道独特风味 的独门菜，这个菜馆就会有很多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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