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书奴的总结中，第一条就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革命伟人之放浪”。他援引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指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歌舞管弦之盛，更增于往日”，民国初年也与之类似。他写道：“无论何国，经一度革命，社会上阶级位置，必为之一变。从前贵族高官，降为皂隶。现在握政权的，都是首先发难的革命伟人。这班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从前做革命时候，吃了许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简便的莫如嫖娼了。一般革命伟人，从前骂旧的贵族高官穷奢极侈，富贵时，也几几乎和他们一样。”这一说法，不但总结历史，亦预示将来。有人说底层凤凰男发迹后往往嘴脸一变，其实也恰恰是这道理。
这种状况甚至在革命初起时便已出现。武昌起义后，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三镇激战，后停战议和。义军中的不少新贵在此期间以嫖娼为乐，或者在武昌找土娼，或者每晚渡江到汉口嫖妓。可惜当时汉口已被冯国璋的清军用大炮轰得不成样子，仅有洋人所占的租借地未曾受害，所以革命党人便齐聚租借地嫖妓。
说革命党人嫖妓之前，得先说说一位传奇人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他并非革命党人，反倒是革命党的死对头袁世凯之子。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可算是民国文人雅士中在风月场上最为传奇的人物，还是青帮大佬，也因此与革命党人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出身富贵，才情过人，金石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却极看淡名利，可算是货真价实的翩翩公子。他生性风流，年少时便随兄长袁克定狎妓，成年后更是常常流连于风月场，又因父兄均醉心权力，他生性恬淡，不沾政治，只求避世，于是很少回家。
他曾纳薛丽清为妾，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华裔物理学家袁家骝。可惜不久后，薛丽清就嫌弃袁克文太过恬淡，不问功名，生活太过沉闷，离开袁家，重返风月场。之后，袁克文还纳过小桃红，后者亦嫌弃袁家规矩太多，步薛丽清后尘。在袁克文的《寒云日记》里，仅提到名字、曾经欢好的妓女便有多人。
不过他虽风流，却不猥琐，对女性一视同仁，充满怜惜。有才情的美丽名妓，他自然喜欢，而那种最下等窑子里的大龄貌丑土娼，他也十分尊重，并不轻薄。相比肉欲，他更爱诗词唱和。
晚年的袁二公子穷困潦倒，凄然离世。丧事由青帮包办，徒子徒孙沿途送葬，还有大批妓女自发为之送葬，谁说风尘中人无情呢？其实无情有情，只看对象，像袁克文这般的浊世佳公子，即使潦倒，也不掩传奇。
有趣的是，革命党人唐继星曾在晚清时入狱，辛亥革命成功后被放出，任国民党支部负责人。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已然闹翻，唐继星也被列入抓捕之列，他却仍好整以暇，“日作狎邪游，昵一妓，寝食必于是”。袁克文与唐继星有交情，所以他虽是袁世凯的儿子，却帮朋友不帮爹，几番掩护。有次他听闻军警要抓捕唐继星，立刻约他去德义楼暂避，唐继星却不愿意，非说自己已经约了妓女，有事咱们明天再说，天大的事情也不能妨碍一夜风流。袁克文无奈，只能让唐继星把妓女也带到德义楼，唐才答允。
说到袁克文，便不可不提他的专栏。他的文字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极多秘辛，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
1920年，这位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开始在上海《晶报》刊载专栏《辛丙秘苑》，大谈前沪军都督、老派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还有应夔丞(即应桂馨)、沈翔云与当时还年轻的蒋介石。
以往提及宋教仁遇刺，多以袁世凯派人刺杀为定论，但近年来学界亦有不少人认为，革命党人自己才是幕后黑手，此事应为陈其美与应桂馨所谋划。袁克文当年在《辛丙秘苑》专栏中便提及陈、应二人的谋划地点——妓院。他写道，宋教仁从上海赴京前，陈其美和应桂馨曾设宴饯行。席间，陈其美曾问宋教仁该如何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以“大公无党”为唯一办法，应桂馨认为此举叛党，大家不欢而散。也有人告诉袁克文，国民党内部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密谋要害他。而宋案元凶之一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其实也是青帮大佬。
早在清末，陈其美便已经是窑子里的常客。这位青帮“大”字辈的人物在加入同盟会后，将秘密机关设于妓院。后来有记者采访陈其美，在报道中写道：“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而在广东，革命党人邓荫楠等也曾雇艇招妓设宴，以此掩护革命工作，据说效果极好。
不过，考虑到晚清立宪那几年间，革命屡屡受挫，革命党人大多消沉的真实情况，陈其美的“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恐怕得打个折扣。革命成功后，他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但别人既然写信给他专门说这事儿，也绝非捕风捉影。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给你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可怜陶成章这位坚定的革命党人，奔波多年后死于同志之手，时年仅三十五岁。之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上梁不正下梁歪，陈其美如此，军政府的其他人亦不能免。报章称上海“军界中有身穿戎服，出入于花天酒地之中，结队成群，毫无顾忌，丧失军人资格”。陈其美曾为此于1912年1月12日发出通告：“以后除通饬各军队严加约束外，凡有见军服之人在妓院、戏馆混闹者，许即扭解来府，即以军法从事。扭解之人，立予重赏。”同年4月4日，他还发布训诫，指某些兵士“败坏军纪”，“有调笑土娼之事”，于是不准士兵平日随便外出。
但有领导带头腐化堕落，再多的训诫、通告都没有用。到了1912年8月，《申报》还曾有报道称：“从前应酬场中，酒菜之一两元而已。今上海以请客应酬，妓院之事，局菜等费，统计不下百余元。遇有住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时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王金发还大肆搜刮民财，在上海买别墅，金屋藏娇，包养了名妓花小宝。
还有一桩逸事也跟陈其美和嫖妓有关。1912年初，关外的革命党人买了两挺机关枪，途中去玩日本妓女，结果这两挺机关枪被上海都督府的人、也就是陈其美的下属顺走了。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举。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却正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1933年，王陵基在湖北与贺龙部红军交战，因嫖妓误事。次年，他在四川围剿川北红军，又于战事激烈时跑回万县嫖妓，导致本部败北，被免去所有职务，一度赋闲。不过他倒是知耻而后勇，抗战期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出川抗日，立下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兼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其间也甚少出入风月场，俨然痛改前非。
其实，痛改前非的何止他，还有当年曾与他争风吃醋、后来反倒成了其领导的蒋介石。蒋介石后来戒色，推崇传统道德，不复年少时的荒唐。
在革命期间，妓女与革命党之间的故事并非只有荒唐，也有不少正能量。比如黄花岗起义时，便有一位妓女郭莲花曾放火配合，后被捕。上海光复后，妓女张侠琴、唐天琴等青楼妓女曾创办中华女子侦探团养成所，准备为革命军收集情报而培养间谍，不过因为南北议和成功，这群女子并无用武之地。最著名的则是湖南醴陵女子黄玉娇，她曾是妓女，后脱籍独居。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傅熙湘回家乡醴陵暂避，黄玉娇毅然将之收留。后来，黄玉娇嫁人，傅熙湘亦主持《长沙日报》，还曾将二人唱和诗作整理成《江薇感旧记》，广泛流传。
但类似的故事若掺入家长里短，往往难有好结果。也是二次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原重庆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为躲避袁世凯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在这家妓院里，他遇上了董竹君，二人一见钟情。董竹君不愿夏之时为自己掏钱赎身，于是设计装病，老鸨只能将她送往他处休养软禁，董竹君不久后趁看守不备乘车逃离，找到夏之时，二人在旅馆中匆匆成婚，一起流亡日本。故事写到这里，本已荡气回肠，谁知到了1934年，二人渐行渐远，董竹君不满夏之时的霸道，毅然离婚，她拥有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上海锦江饭店前身)、锦江茶室等实业，是上海滩著名女强人。
至于悲凉，那也是每个时代都无法避开的暗面，比如辛亥革命成功后，许多人以革命元勋自居，论功行赏后腐化堕落，成为新贵。可也有一些曾参加广东女子北伐队的女革命党人，衣食无着，沦为妓女。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往往也被激情所裹挟。清末有位名妓，假借《红楼梦》主角之名，艺名林黛玉。这位花魁当年在上海红透半边天，不但被官员富商公子哥们追逐，还常常被文人写入书中，当年上海小报的妓界花榜，她亦是常客。1914年，眼见民主共和成了时髦词，已然渐渐老去的林黛玉也与时俱进，参与成立了“青楼进化团”，不过她并非这个“青楼进化团”的主角，最热心的要算是张曼君和祝如椿，前者更是热衷读书读报，还公开演讲，宣传爱国思想。到了五四运动前夕，上海还有十九名妓女组织宣讲团，请林黛玉牵头，但此举被《晶报》鄙视，认为“让人想起义和拳运动，不寒而栗”。也正是那一年的《晶报》曾经报道，有一位名妓因为不读书，也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居然无人问津，生意难做。袁世凯打算称帝时，也曾策划组织各种劝进请愿团，其中便有“娼妓请愿团”。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