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一、儒家有用还是没用？
儒学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到底有什么用？我们问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久了。因为传统上大家都说“通经致用”“经世济民”，读书就是为了运用到现实社会上去。但是儒学在当代，恰好即以它的实用功能备受质疑。
各位想必知道，从十七八世纪以来，《论语》等在西方流传已很广了。但西方人以西方哲学来对比《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时，往往觉得意趣不高。认为孔子只不过是讲了些道德格言的世故老人，并没有太多抽象性的、概念性的思辨表达，所以会觉得儒家只是一种世俗层面的道德传播者。
因此，西方对老子《道德经》的关注程度远高于《论语》。国内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人，也往往觉得儒家的东西太过平实，跟现实社会的关系又太过紧密了。儒家甚至于被贴上了实用主义的标签，认为中国正因为受儒家的影响太大，所以凡事都有实用主义倾向。而又因有实用主义倾向，故我们缺乏抽象的玄思，也缺乏超越性的宗教向往，更缺乏“为学问而学问”这样一种思辨性的传统。说这类话的人很多，我相信各位也听到过。
但是，儒学又常面临到另外一种指责，说儒家的想法恰好是不切实际的。《史记》就讲孟子被当时人批评说他“迂远不近事情”。似乎儒家的想法太过理想化了，动不动就讲三代、讲诗书、先王之道，跟我们实际的人生社会是有距离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儒家又常被定位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讲的那一套，在现实世界难以实践。
孔子说的几句感叹话，常被拿来证明儒家确实就只是道德理想主义者。如孔子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的志业，事实上是不可为的，在现实世界上，这种理想不可能落实，也没有落实，只代表一个理想。在我们现实的污浊世界，人人都像禽兽一样，以本能跟贪欲在过日子。社会无非如此。儒家呢，它提供了一种理想，让我们可以向往，也可以借着这个来提振自己，但是终究儒家的理想很难真正落实下来。
这两种南辕北辙的想法的评论，都很有意思，各自表达了两种对儒家的看法。一种觉得儒家太实用了，另一种觉得儒家根本就不实用，根本没法落实，只是一种理想。
有很多人，例如梁启超在讲儒家时，就认为儒家学说基本上即是一套政治哲学。换句话说，他是从实用的角度去看的。当代新儒家呢，又倾向把孔子定位为道德的理想主义者，从理想性这一面来阐述儒家。
在传统上，孔子孟子或后来宋明理学遭遇到批评，也与此有关。清朝初年不是有很多人批评宋明理学家“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吗？认为理学家对现实社会的衰乱、国家的危机都没办法，提不出具体措施，无非把道德性提高了，最后殉国，最多只能如此，保持一种气节。所以当时很多学者批评宋明理学不具实用性，所强调学问应是“实学”，是有实际社会功能的，最典型的就是颜习斋这类人。后来还有乾嘉“朴学”。朴，就是质朴，认为确实的知识考证比较实际，整天讲天道性命，华而不实，没用！这是两种种“实学”，一主张落实于社会现实，一主张实际于知识。这些思潮都是用来对治儒家的不具实用性。
可见儒家到底是实用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本来就争论很大，我刚刚的简述，已然概括甚多，实际的争议还远不止于此。
二、儒家有用，但不适用于现代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儒家确实是强调有实用性的，例如说通经致用，或强调“百姓日用而不自知”，说这套学问可以落实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去。传统儒家总是不断这样在讲。
但是儒家的实用性，若跟墨家比，那又远远不如了。墨家恐怕是中国最强调实用性的。墨家反对儒家讲礼乐，为什么呢？墨子不是写过《非乐篇》吗？他认为儒家讲的礼乐文化都是不实在、不必要的。例如我们要买张桌子，重点是桌子要能负载物品，达成桌子的功能。所以桌子最重要的是它的材质，实不实用，而不是造型、色彩、雕刻等等。所以他要“非乐”。乐，是泛指所有礼乐、文采、文饰。如果用儒家的术语来讲，墨家这就叫做“质而不文”，他只要“质”，质朴、实用这一部分，而不要那个“文”。儒家恰好不然，儒家是强调“文”的，要“文质彬彬”，既要质也要文。所以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儒家不像墨子那么极端。
纯粹讲理想性的话，儒家又不如道家，道家恐怕更有理想性格。荀子曾经批评庄子说庄子很好，但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的关注点在于天，在于超越性，要超越现时现世，所以一上来就讲《逍遥游》，大鹏鸟飞起来了，往下看，你这些在地面上的小麻雀跳来跳去，境界跟我根本不一样。他从人界到了天界。所以由他看，我们这个人世上的纷争、意见上的是非，都应该《齐物论》。显然他更具有现实的超离感。老子也是如此，要不就讲上古的纯朴世界，要不就讲什么小国寡民。这对于当前的时代均是批判的、带否定性的。他当然也要治理这个时代，但更要回归到一个更理想的时代去。
如果我们以光谱来看，这两家可看成是左右两端，儒家则是“叩其两端而得其中”，综摄两端、中和为用。也就是说：他有理想性，但也有实践性格。所以儒家才会不断强调其学问不是空谈。
实践性，是儒家学问中非常重要的特点。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它不只描述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这是对儒家性格的基本认定。
不过，近代对儒学的这种实践性或用世性，却还有两种批评。
第一种是说儒家是希望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但是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最大的影响跟作用在哪里？在政治领域！然而近代人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这么久长、这么巩固，正是因为儒家作了它的帮凶，或者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近代这种批评我相信各位也非常熟悉。
第二种批是说孔子这一套讲法固然希望能作用于当下、作用于社会，但是产生这套想法的基础以及它的社会，实际上乃是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这个在小农经济社会中产生的思想，能对应于现在这样的社会吗？他那样的社会已经过去了，跟我们现在社会完全是两回事；他的思想也因为如此，所以不可能切合于当代。
这两种批评都挺有趣。怎么说呢？第一，在近代，我们受西方的影响，使用一个西方的评论的模型，从孟德斯鸠、黑格尔以来，不断地说“自由的欧洲、专制的亚洲”。说来说去，说得跟真的一样。可是这样一个专制东方的判断，事实上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他们从气候、从地域、从人种等等各种角度，“立理以限事”地谈问题。自由跟奴役的对比是已然划定的，欧洲是自由的、亚洲是被奴役的，然后再去填空，找很多很多理由塞进去。而所找的理由大部分出于误解，如说中国过去君主统治底下老百姓没有财产权、没有人身自由，君主完全凭他一己的权力来决定老百姓的生死、决定他的财产的归属等等，这些都是荒谬的。但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在这个框架中理解自己，所以我们常常也就说自己是君主专制，说儒家教我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有一位前辈就当面跟我讲过，说：我们今天怎么提倡传统儒学呢ㄥ传统儒学是讲这样一套的，这还了得？我问：儒家谁这样讲啦？恐怕法家都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呢！诸如此类，我们总是把传统用恶意的解释的方式去满足这个论述模型。
再说儒家做了君主专制工具的问题。各位想想，若儒家是做为君主专制的工具，那么它在汉代就不应该提倡禅让，对不对？在宋代，它就不该讲学。这样，它在宋朝它就不会被政府打压，被批评为“伪学”。明朝曾经四次毁书院，不准儒者办书院，为什么？到清朝，更要兴文字狱呢！明朝朱元璋当了皇帝，说，你们这些儒者都说考试须考儒家之学，要读《四书》；《四书》到底讲什么？拿来给我看看。一看之后大惊，说：什么？孟子居然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又说国君若不把老百姓当人，老百姓也会把他当寇仇！这都是他不能忍受的。可见儒学不但不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而且儒家用它的学说主导了整个中国的过去的政治体系，提供了许多的监督机制。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政治学的讨论，当然对此还可以做更多的梳理。不过简单说，近代我们把儒家的作用主要看在政治层面，却看不清其真正作用，又忘记了儒家在其它领域里产的作用跟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大的缺失。
另外，刚刚讲到，许多人说儒学是小农经济底下的产物，已经不适用于现代了。这个讲法看起来好像很锋利，实际上最可笑。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讲法讲得通，那么所有一切古代的思想、外国的思想，都不需要看了。你现在还要谈柏拉图吗？还要谈亚里士多德吗？那都是希腊城邦社会的产物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呢？我们也不需要读洛克，不需要读笛卡儿，不需要读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等了。他们的时代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啦，为什么还要读呢？所以这个讲法不是只用在否定儒家上。如果它说得通，那我们所有书都不用读了，如此，荒谬孰甚！
第二，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发生在某种社会，所以它不适用于另外一个社会。那么我请问你：思想不是会传播吗？思想跨越它的原生地域、原生社会，传播到另一个地区去，在思想史上是最常见不过的。欧洲罗马人相信基督教，难道基督教是发源于罗马的吗？它是在希伯来地区出现的啊，但它传到欧洲去，影响到现在这么大；后来又到了美国，也影响那么大。时代、社会、地域都变了，为什么能够传播且生根发芽呢？才是思想可见思想跨越原生社会，能史的常态嘛！现代人讲如此荒谬理论，还觉得振振有辞，说儒家发生于小农经济时代，所以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我真替他感到难为情！若持此观点，这个人天下任何书也都不用读了。
不过这个讲法在过去讲是其社会现实的。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只承认人有社会性跟阶级性，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性。所以讲思想时，也不承认思想有普遍、永恒的价值，思想只能有历史性，没有永恒性。在讨论问题时，又经常采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个想法，用简单庸俗的马克思理论来论事，所以才会这么看。所以那是时代之限，而这个问题现在要辩驳它，已经非常容易了。
再者，这个问题，在近代，大家之所以会相信，是因为混杂着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传统跟现代的纠葛。
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发生于小农经济的社会、君主专制的体制；到今天，我们要走向现代，它不但已不适用，恰好还是我们要打倒的对象。我们就应该打破这些封建的礼法、专制的政体等等，才能走入现代。所以儒家跟现代社会的关系，即在于我们不要让儒家在社会中继续起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现代化。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想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上开始慢慢有些调整。因为原先这样一个思考模型，其实不是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出现的，乃是西方人在讨论他们自己的社会变迁。“传统跟现代”云云，是指欧洲工业革命以前跟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我们把这个讨论方式拿过来，用在东方西方的比较上。把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这些特征，讲成是西方的本质。忘了西方也有上古中古，有宗教时代；讲得好似欧洲从来就是民主的、从来就是理性的、从来就是法治的、从来就是政教分离的。中国呢？儒家代表了中国向来就是神权跟政权结合，政教合一；社会又一直是以封建礼法来统治。忘了原先封建是讲欧洲的封建，而不是中国概念下的封建。以致于好像只有中国是传统的，西方则代表现代。所以中国要走向西方现代，或者用西方来改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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