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留影。赵家楼的火光：正义与暴力
像赵家楼这般寻常的地名，以中国之大，怕得数以百计，吾乡便有一个。其中最出名的那个，当在北京市长安街东端之北，原是明朝隆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府邸(也许赵家楼之名正源于此)，数百年辗转，至民国初年，落在了曹汝霖手上，据北京档案馆收藏的草图，赵家楼共有东西两院，中西房屋50多间，十分敞亮，堪称豪宅。
此地能载入史册，还得归功于1919年5月4日的那把火。
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起草《五四宣言》。据其回忆，当天3000余名北京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参加游行的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与周策纵的权威之作《五四运动史》，皆将时间定在“四点半钟”左右)。见曹宅朱门紧闭，他们遂架起人梯，跳窗入室，曹汝霖闻风而遁，在曹家的章宗样(被误认作曹汝霖)与日本人中江丑吉横遭痛殴。愤怒的学生狠狠打砸了一番，犹不过瘾。“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当事人曹汝霖的说辞稍有差异：“……(学生)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升……”
不过，事后一些学生却否认自己放火，“并且宣称曹家是为了伤害学生或是为了毁去有关卖国的文件，所以自己放火”。北京军警审问所抓捕的32名学生，无人承认自己放火或能指认放火者，最终只好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起诉。
第一本关于“五四”运动的史料集《五四》(蔡晓舟、杨亮功编，1919年8月出版)书中有一节《曹宅起火之缘因不明》，列举了四种说法，除了学生纵火，还包括：“……(二)谓曹氏眷属纵火，冀惊散众人以免曹氏于难者；(三)谓群众毁曹家具，误损电灯，流电起火者；(四)谓曹宅仆人乘乱窃物，放火灭迹者。”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证，结论还是学生放火，至于放火的方式，则采纳了曹汝霖的说法。
除了放火、打人，曹汝霖的回忆录，还记载了学生对曹家财物的破坏：
“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磁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作于晚年，其时距离“五四”运动爆发至少四十载，然而他的叙述极具画面感，历史跃然纸上，“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可见此役对他创钜痛深，半生功业，一世声名，尽毁于此。他的话，自然不可全信，不过有些细节，还是值得揣摩，如他承认“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联系1919年5月5日，他给总统徐世昌的辞呈所云“汝霖生父就养京寓，半身不遂，亦被殴击”，显然后者在撒谎。
回头再说赵家楼的火光。曹汝霖的辞呈云：“……旋即纵火焚屋，东院房屋，至汝霖起居所在，立成灰烬，其余亦悉遭毁损。”火灾的破坏力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呢？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写道：“救火队急忙赶到曹宅，他们打着鲜艳的旗子，高声揿起救火车的喇叭，半寸宽的水流射在烧得像火线的房子上。到8时才扑灭了火。东院那排西式平房已烧光了，只剩下门房和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未烧完。水流到附近街道上，同时也带给街上的一些人关于学生放火烧卖国贼房子的闲谈资料。”放火的时间，应在下午5点前后，看来这场火灾烧了三个小时，足见其烈。
尽管当时存在争议、推诿，待“五四”运动与火烧赵家楼确立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地位，这把火于是被赋予正义之名，成为激情之火、青春之火、爱国之火、革命之火，不仅焚毁了豪奢的曹宅，还引燃了“古旧的文明体系”，照亮了近代中国的幽暗前夜，穿越熊熊火光，先知已经望见了现代的熹微。
除了纵火，“遇物即毁，逢人肆殴”的暴力行径，同样被历史与政治赋予了正当性。学生的愤怒，基于正义的驱动，被誉为“义愤”；基于义愤的暴力，更加肆无忌惮，“曹汝霖以造孽卖国之钱购来种种穷奢极欲之器皿，莫不归于毁坏，其有不能毁坏者，则沉于园内池水中。”“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许德珩回忆)，在此，痛打卖国贼犹如痛打落水狗、过街老鼠，成为了一种自觉，倘你身在现场而不上去打两拳，也许会被质疑居心。甚至，谁是第一个破窗而跳入曹家的勇士，后人竟开始抢功，有人说是傅斯年的弟弟傅斯岩，有人说是蔡镇瀛，有人说是匡互生(今人纪念匡互生，便称他为“打进赵家楼的第一人”，还将点燃赵家楼第一把火的功劳记在他头上)。
就我所见，仅有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等寥寥无几的学术著作，以中立的姿态还原了暴力叙事：火烧赵家楼被称作“骚乱”、“失去控制的骚动”。此外，几乎所有关于“五四”的文字，都以正义的立场和气度，无限包容了暴力，并为其镀上了一层美丽的釉彩。试看许德珩的诗与题词，何其凛然，何其专断：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除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1919年，作于被捕之后)
“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1980年，为《五四群英》一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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