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著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等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业著述，撰有《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等随笔集，并译有《啊，拓荒者》等著作多种。其作品《不尽之思》获第三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对话实录：
记者：就我的阅读感觉，您的作品可以说很好地诠释了“在场”的理念。这一方面是因为您谈到的很多人和事，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您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做了精确的再现。另一方面，即使是谈到历史，或并非自己亲历的事件，您都能非常清晰地还原到当时的情境，做出入情入理的解析，让人读了有一种生动的在场感。联系到当下散文、随笔写作中比较常见的生编硬造，还有对史料的随意生发，这种在场的写作尤显可贵。这次，您五卷本自选集中的《不尽之思》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是否可以以此延伸开去，谈谈您对“在场”的理解？
资中筠：得到这样一个奖，我实在很意外，因为我虽然大学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但是从未从事文学创作，也没想到自己这些文字就算是散文。承蒙诸位文学界的专家评委赏识，我感到很荣幸。如果说散文，我倒觉得我另一个集子《闲情记美》倒更像散文一些。至于“在场主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还不很理解。现在理解“在场”这个词，大概就是指写现实存在的、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和自己真实的感受，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情愫。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尽管有些作家想象力丰富的幻想型文学作品也自有其价值。
记者：读您的文章，比较强烈的感受是，平淡而有韵味。按散文写作的一般理解，平淡是一种境界。但读当下作家的很多散文，其行文淡则淡矣，但味同嚼蜡。有意思的是，尽管古诗词在您的行文中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但也不能说是“一字之用，境界全出”。所以我想这种韵味源于文章整体，而这并非完全指的语言、结构之类的浑然一体，更在于能从中见出您不俗的风骨和气质。
资中筠：我有所思、有所感，就信笔写来。一部分是理论的思考，一部分是感性的、经验的，或者是二者相结合的。我不是快手，一篇文章要改好几遍。不过字斟句酌主要是求准确地表达，或者删去冗词，而不是为修饰辞藻，大概这就是你所说的平淡。
记者：总体来看，当下散文强调的是写作技艺，而且对多数表达某种见解、立场的评论性文章，读者更关心的是作者的姿态，而非表达得怎样尽善尽美。
资中筠：首先，我自问不是散文家。《不尽之思》所写都是平生接触到的人和事，在回忆往事中感到值得一写，大部分是我个人独特的经历和视角。有些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大名人，但是我在特定场合所见到的，别人未必见到，或者未必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如果说这些文章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就是其独特性，只能是我写的，别人不可能写出同样的内容。
如果还有生动的地方，那是其人和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也许我在某些方面感觉比较敏锐，别人视而不见或认为平淡无奇的，我却有所打动，或者从中看到某些更深的意义。另外我觉得自己有些幽默感，常会看到事物的微妙的讽刺性，就不知不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记者：在您眼里，好的散文有什么标准？
资中筠：我不敢提出什么好的散文的标准，只能说我喜欢什么样的文章。一般说来，我喜欢朴实一点的，“有话好好说”的文章。我认为深入浅出是上乘，如果引经据典，也是水到渠成，信手拈来。那些典故、引语、诗词等等，已经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不经意间自然而然跳出来，是因为找不到比这更能表达自己意思的词句，而不是刻意用来装饰自己的文字以增加文采。
记者：非常赞同。在这方面，是否有前辈或同辈作家，对您写作产生了影响？
资中筠：我觉得这方面的典范之一是杨绛的白话文，自然而清丽。还有冯友兰，他的白话文和文言文都是上乘，能把高深的道理说得明白晓畅，是真正的深入浅出。而几篇著名的文言文（如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古文写当代事，用典之恰当，对仗之自然，令人叫绝。这才是大散文家（尽管他们二人都不以散文称于世，文章只是表达的工具）。这当然与自幼的中国文史功底分不开。
至于我自己，差得远。如果这本集子还有可看之处，还在于其内容，不是言之无物，也不是小题大做，更没有自作多情，夸大自己与所写人物的关系。总之没有矫揉造作之处，至少对历史、对读者是真诚的。
记者：我想到在当下很受推崇的周作人的散文写作。在《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先驱》一文中，您曾感慨，近年周的名字在文坛颇为热闹，其附逆并不妨碍他的文学成就得到肯定，甚至宣扬。我们并不主张因人废文，但毕竟为人与为文很难截然分开。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一个作家，也关系到我们要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人格典范。近年，周作人曾沦为汉奸的不堪史实，确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相比而言，很多西方国家对待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持更为复杂的态度。
资中筠：关于周作人，有时文章和人品是一致的，有时并非如此。古来就对某些著名人物有“文人无行”的评论。人无完人，所以还有大节小节、私德公义之分。许多文章漂亮、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在私生活中表现不那么完美，这不必苛求。但是在大节、公义方面，就不能不顾。这就是中国士大夫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气节。
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就是日寇侵略、全民抗战。这是几代人的伤痛，在民族危亡之际，作为读书人，不可能回避。在那个时期，民族大义是底线。正如西方，对待法西斯暴行的态度，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历史评判的底线。若曾依附纳粹，即使学术或艺术上有很大成就，也仍然不能掩盖其污点，我觉得在这点上东西方没有什么区别。例如诺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最终还是坦白了自己这一经历，哪怕只是轻微不足道的身份。这不是“政见”的问题，而是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杀的情况下，自己的良心归属问题。
周作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文章的高水平和早期对新文化的贡献与他后来的附逆成鲜明反差。我认为他在文学史上是应该有一席地位的，既不能以后者全盘否定前者，也不能以前者为后者人品的欠缺辩护，否则的确会对青年的道德取向留下不好的影响。
记者：谈到知识分子与政治或时局的关系。我们发现，在现代文学史上远离政治的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乃至钱锺书、陈寅恪等学者，一度被边缘和遗忘后重新热了起来。而较多介入政治的郭沫若、茅盾等则越来越淡出。这似乎也在警示有志于文化创造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不要过度介入政治。
资中筠：关于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事实上，我本人一直是努力远离政治的，而且希望学者、作家超脱于政治，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过学者要保持独立性，不必亟亟于做“智囊”，做“帝王师”。这个“政治”是指官场沉浮、权力斗争、还有不在其位无能为力的政治决策。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我也不喜欢那种党派斗争。以我的性格，如果在西方国家，大概也不会从政。但是，人都有是非之心，有正义感，对社会不公、民间疾苦以及民族前途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有些看似具体的、个别事件，却牵扯到大的政策和体制背景，一不小心就会与政治沾边，这是广义的政治，谁也逃脱不了。当然人各有志，每个人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敏感度是不同的，社会责任感也不相同。在我看来难以容忍的，在某些人看来却司空见惯。
记者：事实上，当下的作家大多有意无意与政治、时局保持距离，以至于其写作更多局限于狭隘的个人空间，而无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资中筠：其实当代文学中也有尖锐批判现实，表现作者的眼光和深刻的人道关怀的优秀作品，不过往往受到禁锢。另一方面，一些当红青年作家的作品率多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充满自恋和无聊，一时之间也能名利双收。还有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读书人、文人，衣食无忧，用俗话说，“活得很滋润”，不必或不愿关注身外之事，宁愿埋头做“注六经”的学问。
当然这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但是如果为恶政做帮凶，无视受害者的苦难，凭借自己的话语权，为各种腐败和非正义现象找“理论根据”辩护，甚至如鲁迅所说，把溃烂处说成艳若桃李，那就越过底线了。这条底线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只是体现在不同的问题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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