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人身安全与跟踪成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明星都像顾长卫这样客气，有些人往往会放出狠话，吓唬一下卓伟，而有时候，他们当场就会被打。卓伟说：“窦文涛和黄健翔一直耿耿于怀，窦文涛还借节目抨击我，但他并没有指名道姓。窦文涛和一个女的在车上被我们拍到，他的形象一下一落千丈，听说窦文涛那会儿都快崩溃了。黄健翔也是恨我们，说要打我们。郭德纲也是说要找人打我。反正是有人特别恨我们，要找人揍我们的。像郭德纲的别墅侵占绿地就是我们爆出来的，北京电视台看见我们的报道后过去采访，结果被他们打了。”
狗仔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职业，如果遇上一个混不吝的人，可能就会被打。但这么多年，卓伟在现场还从未被打过，顶多是推搡，而且多数来自明星的粉丝。而他手下的摄影，由于目标比较明显，倒是常常被打。卓伟回忆说：“冯科干狗仔队以后，被人打过，进过派出所。我们好几个摄影，有人进过派出所，有四个被人打过，有一个人还被打过两次。郭德纲手下以前把我们司机和摄影给打了，还有莫少聪吸毒被抓起来了，我们记者和摄影追他，结果被他们剧组的人把我们司机和摄影也给打了。我们会报警，在行政处罚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提出赔偿。郭德纲那次打人后，也做了赔偿。莫少聪那次打人，对方答应道歉，然后进行一些赔偿，在警方的调解下没有进入诉讼程序。”
除了人身安全之外，跟踪偷拍也有成本，在北京还好，如果离开北京，成本就高了。而一条新闻换回来的可能只是成本的零头。在偷拍高圆圆和赵又廷时，卓伟他们一共去了三次南京才拍到。他说：“高圆圆、赵又廷也好，杨幂、刘恺威也好，章子怡、撒贝宁也好，刚开始就只是一个八卦，只是一个传闻，我们用我们工作的手段，最后让它们变成了新闻现实。”但是这个传闻变成现实的成本确实很高。当时高圆圆和赵又廷拍电影《搜索》，有人说这俩人好上了，但是没有证据。当赵又廷在南京拍《致青春》时，卓伟发现高圆圆去了南京。“第一次是冯科去的，他不知道赵又廷住哪儿，就找赵薇的剧组。从一个大学生那儿了解到他们住在理工大学宾馆，但赵又廷不住在那儿，只好盯剧组。终于赵又廷来拍戏了，但高圆圆又回北京了，最后一天才知道赵又廷住紫荆山庄。第二次我们去，那几天赵又廷没有戏，盯了五天，他跟高圆圆在房间里就是不出来。所以得想办法确定赵又廷在几层，哪个房间，什么时间段把房间的后窗户打开，会整理房间，然后我们就到那里拍。第二次我们还只是拍到了两个人单独出现在房间里。第三次我去了，有前两次打下的基础，我们就轻车熟路了，我们五点多到，八点多钟两人出来散步，我们就拍到了。为这一条新闻做这一整套的工作，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不可想象的，我们为了拍这条新闻花了得有一万多块钱。包括去广东拍章子怡、撒贝宁，来回机票、包车、追车，也花了不少钱呢。”
猎人捕获猎物，总会有种满足感。卓伟在拍到这些八卦后，也一样感到满足，他说：“我们去广东拍章子怡和撒贝宁，在山里面追了5个小时的车，最后终于拍到了，当时的感觉就是欣喜若狂。但我最大的快感是拍到的新闻被广泛的传播，这个快感、荣誉感、成就感是远远超过我在第一现场捕捉到拍摄对象的那种快感。”
十、我一定要把你拍到
卓伟身上有股执拗的韧劲儿，这股韧劲儿让他面对明星，不管是咫尺还天涯他都会跟踪到底。董洁和王大治就是被卓伟他们盯出来的。卓伟说：“我们之前就知道董洁和王大治好上了，我们摄影拍到过董洁和王大治一起吃饭、离京的照片。但是照片的说服力不足。实际上这时候董洁和潘粤明已经彻底撕破脸了，双方在网上展开骂战。董洁还发了一个声明，说潘粤明雇狗仔队盯了她一个多月，什么都没拍到。当时我就特别气愤，我们盯董洁，并不是潘粤明雇的，我们只是听说他们闹离婚，董洁跟王大治好了。这是一个新闻，我们去跟踪，我们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而且我们也没有盯一个多月，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工作一个极大的污蔑，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拍到。”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卓伟决定紧紧盯住董洁，后来他发现这俩人都去了海口。“但我们的摄影跟他们到了一个市场就跟丢了。我们从下午到晚上在海口到处找，市场里每一个饭馆每一个单间都去看，海口的所有高档酒店都去看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他们。后来发现那个市场的最里面有个公寓，我说会不会就把他们送到那个小区里了？结果第二天就在那个小区门口发现了接他们的那辆车，这两人就在这个小区。下午看见王大治出来买烟，他还在看小区门口的每辆车上有没有人。我们的摄影跟进去，知道他们住在9楼。晚上，摄影师爬到对面的水塔上，一个人抱住另外一个人的腿，摄影悬空拿相机把他们俩拍了下来。当时董洁认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拍到，只拍到机场的那些东西。她第一天跟王大治回了家，第二天她一天没有出门。第二天晚上，我们拍到她跟王大治在那个房间里亲热。第三天一早，她就坐飞机走了。她认为三天跟王大治都没在公开场合出现过，你们怎么能够拍到呢？何况是住在在9楼。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是爬到水塔上拍的。”
卓伟是一个脾气随和的人，但是工作的时候就没那么随和了，他说：“我不否认，可能我身上有一些攻击性，毛主席也说与人斗其乐无穷。在跟他们的博弈中，我也确实体验到这种乐趣。”
十一、我们将很多美好的事情撕碎了再给他们看
卓伟平时也能听到娱乐圈对他的议论，那些被他偷拍跟踪过的艺人，除了感觉可气、可恨、可怕，更多只能是无奈。一些艺人发现偷拍也是迅速吸引眼球的方式，就自己偷拍。卓伟对此很不屑，“他们自己拍自己，能拍出什么好新闻？只不过就是通过这种偷拍方式，吸引一下眼球。比如最近有什么戏要上或者有什么新闻，他们自己搞一个偷拍，然后找那些关系好的网站发出来。他也认为被偷拍是一种宣传炒作的有效手段，但是天天有人在身边盯着他，他肯定还是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自由受到了限制。”
很多明星被卓伟偷拍过之后，事业和生活也随之受到很大影响，从负面影响来看，他们偷拍郭德纲别墅占地，后来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被打，引起不小的风波，对他个人形象和品牌都带来不少影响；夏雨和高圆圆的地下情被卓伟拍到后，高圆圆有段时间很崩溃，卓伟说：“曾经有记者采访高圆圆，问她从一个玉女明星变成了一个绯闻女星，怎么看这个形象的转变？高圆圆一听就急了。还有左小青，左小青先被我们拍到跟陈道明，后来又爆出来跟孙红雷。本来左小青在大家心目中是一个玉女的形象，后来一下子整个形象就变了，变成了特别放得开的时尚女孩的感觉。董洁和王大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条新闻是今年二月份爆出来的，从二月份到现在，董洁没有接拍任何戏，就出来参加过几次商业活动，露了几回脸。后来，董洁的朋友托人跟我说她特别崩溃，整个形象都完了，她希望这个阴影能够赶紧过去，如果大家总在谈论这个事情，她就不敢出来工作了，问我们能不能不再拍她。我说那我答应不了，我们就靠这个吃饭的。”
卓伟也听到有人跟他讲，因为有他们狗仔队的存在，很多艺人现在都很收敛了，很少再去外面找女孩了。卓伟说：“实际上我们无形中对娱乐圈也起到一种净化和监督的作用。作为一个艺人，当他取得了一定名望和地位以后，公众形象对他来讲肯定也是一个无形的法宝，他也得爱惜羽毛。但靠他自己监督自己、要求自己，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也不要把我们这个工作想的怎么样，实际上我们也只是拍点私生活方面的小细节，更多的背后的东西可能还是拍不到的。密室里面那些东西，我们还是拍不到。反过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促进了家庭和谐，还促进了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提高。比如说，窦文涛、顾长卫这两个人车震都被我们拍过。后来，据说窦文涛特别崩溃，这个新闻风波之后，窦文涛确实老实很多了，反正我们这些年没看见窦文涛身边有陌生女、神秘女出现了。还有顾长卫，被我们拍过之后也是颜面扫地。很多人都说，老顾是一个很好的人，人不错，就是……我也不否认他人挺好。我们拍完之后，他确实收敛很多。包括陈道明也是，我们以前也报道过陈道明和左小青，只不过就是没有拍到他们俩在一起，拍到的是陈道明去左小青家逗留了六个小时。自从那条新闻出来以后，陈道明和左小青也断了。”
卓伟并不觉得因为偷拍给当事人带来伤害而感到不安，“他们如果没事儿，我怎么拍也拍不到，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在卓伟眼里，他看到的明星从来都不是光鲜的，只能说是真实的，相对大多数公众来说他更接近明星的真实，然后他把这种真实传播给公众，让公众去做出判断。他说：“我也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判官的高度上。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在传统认识上有偏差，他总是把事业上成功的人跟道德偶像划等号。对于一个名人来说，我们推崇他，只是推崇他在自己的专业、事业上的成就。但是实际上这个人做人到底怎么样，品德怎么样，跟咱们也没关系，他也不跟我们接触。但是我们媒体也好，公众也好，大家不能人为地把他们捧到一种道德高度上。这些名人毕竟还能起到社会标杆的作用。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因为一个事情被戳破了，可能很多人会有幻灭感，会对人产生一种不太好的心理影响。所以大家不如去认识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残缺的公众人物。对那些粉丝来说，我们将很多美好的事情撕碎了再给他们看。我不是说厌恶这个娱乐圈，毕竟这也是社会大环境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还原这些人的真面目，然后把他们并不光彩的一面爆出来，这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或者感到幻灭。”
十二、狗仔队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事业
卓伟对新闻的理解并不像很多新闻从业者那样丰富，他的理解很简单，那就是真实、独家、轰动。谈到他做记者，卓伟说这是他自己人生的最大理想。平民出身的他，有股吃苦耐劳的韧劲儿，这也是他这么多年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他说：“网络出现后，如果你的新闻被网络转载，就像滚雪球一样，舆论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反馈给我的成就感和兴奋感就更大，这就成为我一个特别大的动力。恨无知音赏嘛，谁都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一条新闻能够越轰动越好。有了新兴媒体，你的新闻不会被淹没，它们会被广泛的传播，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用百倍的努力去工作。”
对于“狗仔队”的称呼，卓伟也从来不觉得是个贬义词，更何况他还能从中获得很多乐趣，这是很多记者体会不到的，“我身边的朋友、家人还真没有人觉得我干这个工作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也没有人说劝我要放弃。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是个苦孩子出身，工人家庭。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大家还是认为记者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所以，他们不认为狗仔队和记者有什么区别，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记者和狗仔队都一样，都是记者。老百姓认为你如果从一个工厂工人变成记者，不管你是干狗仔队还是干记者，他都会觉得你是高升了一步，是人往高处走了。虽然很多人说狗仔队不是记者，但我始终认为，狗仔队就是记者，是记者这个行业里特殊的一份子，只不过采取的报道方式和手段不一样。”
但是家人也常常为他担心，担心他被报复。尤其是窦唯烧车那件事发生之后，卓伟的弟弟告诉他，那段时间他都不敢上网看新闻，替他担心。卓伟说：“可能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我父母都是工人，从我们家庭环境来说，在他们眼里，我现在已经成功了。我原来只是想成为一个记者，我并没有想要成为中国第一狗仔队，甚至成立一个从事新闻报道的公司，我都没有想过，但是现在我做到了。不管别人怎么看，在我和我的家人眼里，在职业上我还算是成功的。我干记者的那一天，就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职业干下去，因为确实是得来不易。我有两个转折，一个是我从工厂进入媒体，成为一个记者；一个是我从天津到北京，从文化记者转型为一个狗仔队，不管是对于职业还是人生，这两个转折对我来讲，都是重生，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时代的。”
有一次，卓伟和一个香港狗仔队聊天，那个人感慨人生，说倒退十年，不做狗仔队，做别的肯定比现在混的好。卓伟说，倒退十年，如果不做狗仔队，肯定不如现在混得好。他说：“社会给你的选择是有限的，普通人只有唯一一次选择权，只有更高阶层的人才会有很多选择权。还有一个就是恐惧，我很害怕回到从前。离开《每日新报》，有9个月的时间我去了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有志难伸的那种煎熬，我只能咬着牙坚持下去，现在我们成立公司了，人也多了，但是这种危机感有时候更强烈。狗仔队、偷拍、八卦，没有人把它当作一项事业，很多人都不会把它当作一个职业。但是我先是把它当作一个职业，现在把它当作一个事业。”
卓伟做了十年狗仔队，但从来没有人因为隐私权和名誉权把他告到法庭。他一直在适度合法的前提下去偷拍，这或许跟他初入媒体行业因为一篇报道导致他失去工作有关，这一直在提醒卓伟，只要新闻是真实的，他就什么都不怕，而获取新闻的方式不能不择手段。也正是因为卓伟太珍惜这份工作，所以他一直保持很清醒的头脑，时刻意识到自己做事的底线在哪里，那就是他不会闯入私人空间，不会用非法手段获取新闻，不做违心交易，这比起很多常规记者来说他这方面确实让人佩服。同时，他总是怕这个团队做不好，做不好就意味他的事业就完了，“新闻能够让人有成就感也能够让人有挫败感，因为每天的新闻都是新的。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新的新闻，我的成就感就来了，如果今天我没有，挫败感就来了。跟我们合作的媒体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能做出他们没有的新闻，现在我们也是如履薄冰，如果有一天我们做不出别人没有的新闻了，我们的事业就做不下去了。”
卓伟这种时刻感到的危机感跟他的生活背景有关，但也恰恰像一种规则在约束他，让他以正面的心态从侧面去挖取新闻。
卓伟说前段时间北京大风降温，他在北京南站坐地铁到劲松，出了地铁站他就开始纠结，是回家还是去北四环跟他们的摄影一起工作？当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我不想放松，因为有了第一次放松就会有第二次，如果让退缩成为一种惯性，肯定是干不好这个工作的。我和冯科现在带队伍，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不能传给大家这种轻言放弃的作风，能够坚持还是坚持。”想到这里，卓伟又走进了地铁站。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