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绝望时自己安慰自己
《娱乐周刊》并没有存在多久，很快停刊了。冯科去了新浪，卓伟去了《新京报》。在《新京报》工作，第一次让卓伟感觉到疲惫。在报社他也没有固定要跑的口，领导就是告诉他去做调查新闻，做独家新闻。用狗仔队的手段做日报新闻，而且还没有专门跟他的摄影记者，这让卓伟有些吃不消。那时，卓伟在跟踪的时候有些绝望。他说：“记得有一次，有人传言陈建斌对蒋勤勤家暴，后来又说蒋勤勤怀孕了。我打听到蒋勤勤家住址，就来到蒋勤勤家小区门口。我也进不去，就在门口等着，觉得非常不靠谱。但是我心理有那么一线希望，出来进去的车我就看，看车里的人是不是蒋勤勤和陈建斌。我当时那种心理是特别无助，只知道人家可能在里面住，但你也不知道人家开什么车，不知道人家的住哪一栋楼，别墅你又进不去，你只能靠进出的车在那里看。后来我给冯科打电话，让他过来接着盯，我当时觉得特别无助。实际上，我这个人有点拗脾气，越是有人骂我，我就越要去干。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事情无聊，没意思，那我也要去干。别的记者舒舒服服去跑会拿红包，我就做这个新闻。我觉得我的新闻比他们的有价值，我培养出来的能力经验是我自己的，我就不相信跑会他们会跑一辈子。而且我总说，当以后回顾自己职业经历的时候，我肯定会说哪条新闻是我做的，他们总不能跟别人说我参加了100个发布会，拿了100个红包吧？所以我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就是源于对这一份职业的热爱和追求。”
在《新京报》，卓伟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他的一篇报道惹怒了窦唯，窦唯跑到报社楼下把编辑的车给烧了，为此窦唯受到了行政拘留处罚。谈到这篇报道，卓伟说：“当时我看到窦唯接受采访时说‘唐朝’乐队主唱丁武玩处女，我就采访了丁武的太太。她说让窦唯去精神病院看看病。那时窦唯跟高原离婚了，窦唯说高原找他要百万赡养费。实际上，高原根本没有找他要钱，他也没钱，一个月就给高原500块钱生活费，而且他们结了婚以后住的还是高原的房子。所以高原看到他的表态就特别生气，有一个朋友找我说，高原愿意接受我采访。后来可能她还有顾虑就没有接受采访。我说我写点问题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后来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几个问题，我登在了报纸上。我觉得把采访对象逼急了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是假报道把人给逼急了；另一种可能是你是真报道，但你触动了他的痛处，把他给逼急了。到现在为止我也没觉得那个报道失实，如果失实那也只能说明高原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大概是以前有过失实报道的教训，所以卓伟在写每一篇报道时都很慎重，要做到有图有真相。但是关于他的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说：“我发现那些名人都有一点毛病，总觉得别人好像要害他们，他们有两种最典型的心态：一种是受迫害妄想症；还有一种是认为别人总是要借他炒作。很多照片都是我们自己现场拍的，被拍的两个人有一方是名气比较大的大腕，另一方可能就不太有名。实际上我们跟谁都不认识。总有人认为是一方安排我们去拍的，像借他炒作。这种事我不干。”
辛苦，奔波，有时甚至还要冒着危险，还不被人理解，这是狗仔队要面对的。卓伟也不例外，再热爱这份工作，也会有疲惫的时候。“绝望、虚无、疲惫，甚至有些的时候觉得自己做得没有价值，这些肯定都有过，关键就是得靠自己去调节。我从书上来找一些启示，找一些可以让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看过一篇文章叫《为时迁鸣不平》，那篇文章说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时迁排在倒数第二位，但是他说时迁的功劳比那些排在前面的人都大。三打祝家庄，时迁进入了祝家庄，把那些坑都标上了记号，才打下来。打大名府，时迁进了大名府，火烧翠云楼，里应外合才打下来。时迁盗甲骗徐宁上山，才破了连环马。有些人，比如关胜之类都排在前面，但是他们有什么战绩呢？没有写。要是按照战功和战绩，时迁不应该排在最后几名，他应该还得排在三十六天罡，而且还得是靠前的。为什么要把他排在倒数那几名呢？就是因为时迁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他采取的手段都是非常规手段，这对于时迁来讲是不公正的。战争不在乎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因为兵不厌诈，它在乎的是结果。在中国人传统道德观念里面，肯定是带有某些偏见的。但对于记者来讲，不管是采取什么手段，只要你的手段不违法，我做到新闻才是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梁启超说李鸿章：‘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你要是天天去跑会，天天去发会稿，没有人会骂你。”一转眼，卓伟的狗仔队生涯已有十余年，“我们也是一步一步，一路坎坷艰辛走过来的。”卓伟说。
四、在逆向思维中寻找疑点
在《新京报》做记者的时候，正值郭德纲蹿红。卓伟觉得很奇怪，自己是天津人，也喜欢听相声，怎么从来没听说过郭德纲呢。于是卓伟就去天津调查，才知道郭德纲曾在天津红桥文化馆工作过。“我发现他从来不提他在天津的事情，直觉告诉我这里面有点问题。所以我就去天津红桥文化馆，找到文化馆的干部，后来知道他曾经拜杨志刚为师。通过调查发现，他曾经在单位贪污公款，当时是九几年，他师父是馆长，单位装修，师父给他钱去买装修材料，他就从中贪了大概一万块钱，差点被红桥文化馆开除，后来是他师父和他爸爸给保下来了，因为他爸爸是公安局的。后来郭德纲离开了文化馆，他师父把他介绍到自己儿子的公司工作，结果发现他在公司还拿别人抽屉里的钱，人家就留不了他了。”卓伟喜欢逆向思维，仅仅是郭德纲不提他在天津的事，就让卓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结果把郭德纲的老底给端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也让卓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本文开头说他曾经在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寻找李连杰的前妻未果。当卓伟看了李连杰演的电影《霍元甲》后，他发现电影里只有霍元甲哥一个，只有一个女儿，而且都死了，这就意味着他没有后代了。但他知道霍元甲的后代就在天津的小南河，卓伟便去采访霍元甲的孙子。结果霍家把李连杰给告了。后来有人把李连杰的前岳父岳母介绍给卓伟。之前卓伟想找到李连杰的前妻，是因为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离婚时把房子和存款留给前妻了，卓伟总觉得里面有问题，当他找到李连杰的前岳父后，终于搞清楚李连杰在离婚时并没有给前妻留下存款，房子是贷款买的，后来被银行收回去了，前妻一直住在地下室。卓伟说：“李连杰要是没有这件事，他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但是他说谎。”
五、把传闻变成现实
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卓伟发现他和报纸的风格越来越不相容，他喜欢用偷拍跟踪的方式报道八卦新闻，所以工作不到一年，他便辞职去了《南都娱乐周刊》。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卓伟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在他的眼里，一幅完整的北京娱乐明星地形图慢慢被勾勒出来。卓伟说：“娱乐圈开新闻发布会，我都会去，要是以前没有盯过的明星，我就会跟着他回家，这个人住哪儿，车牌号是多少，一点一点就积累起来了，后来形成一个系统的资料库，之后他们住址、车牌更新，我的资料库也会随着更新。”
盯什么人，怎么盯，是有讲究的。首先，这个明星要有一定关注度，这样拍出来的新闻才有轰动效果。其次，要时时刻刻留意他们的新闻动态，一些常规报道成了卓伟下手的参考信息。甚至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也得当回事去分析。他举例说：“有传言说赵薇跟王励勤好了，但没有人拍到过照片，我知道她家的住址和车的型号、车牌号，跟着赵薇回了她的家，但是盯了几天没有发现新情况，上网一看新闻，才知道王励勤在外面打比赛，要29号才回北京，我们在29号去赵薇家盯，就拍到了他们。前段时间听说汪峰和章子怡好上了，我们盯了二十多天才拍到。张艺谋私生子的事也是我们先拍到的，开始只是听说他有私生子，后来我们就拍到了，证实不是传闻，也揭开了他超生风波的序幕。张艺谋国师的形象一下变成葫芦娃他爹了。而且我们最近又拍到了他的小女儿，下礼拜就要发。”
过去，即使是靠一些公开的新闻报道分析明星的行踪，也常常会扑空，卓伟说他有过盯了人家好几天，后来才知道人家早就不在北京了。“现在有了微博，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查查微博，大概能知道他们在哪里。”
最让卓伟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拍到王菲和李亚鹏离婚。当时他在微博上看到他们俩去乌鲁木齐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卓伟凭直觉判断不像是参加公益活动，肯定有什么事情，便准备去一趟乌鲁木齐。就在这时，汪峰的经纪公司找到他，希望不要发汪峰和章子怡恋爱的稿子，这件事把卓伟绊住了。“结果汪峰13号在微博上自己爆出离婚的消息，他要不是知道我们拍到他和章子怡的事情，他能自己爆出离婚的消息么？他也知道压不住了，早晚要爆出来，所以他先爆出来自己离婚。”结果，他既没有拍到王菲和李亚鹏，也没有提前把汪峰和章子怡恋爱的消息发出来。
每一条爆炸性娱乐新闻的爆出，背后都有一段漫长甚至麻烦的等待。当初卓伟盯夏雨和高圆圆，前后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当时，卓伟知道高圆圆和张亚东分手了，夏雨和袁泉也分手了，恰好这时夏雨和高圆圆排演孟京辉的话剧《艳遇》，卓伟感觉这俩人会有事儿，决定先盯高圆圆，看看她有没有新男友。他和冯科去地安门国家话剧院排练场等候，结果冯科上厕所时碰上了高圆圆。当排练结束后，俩人便跟着高圆圆离开了排练场。路上，他们发现后面有车在跟踪他们。没一会儿高圆圆给冯科打电话，说他现在还没男友，别盯了。冯科脸皮儿薄，就说别盯了。卓伟说，那咱们去盯夏雨。
“当时我们不知道高圆圆住哪儿、开什么车，也不知道夏雨住哪儿、开什么车，都是这么盯出来的，积累出来的。最后终于盯出结果，这个时间跨度是两个多月。话剧《艳遇》终于在保利剧院公演了，演出结束我说再盯盯夏雨，然后就看见高圆圆上了夏雨的车，他们一块儿开车到了簋街，后来剧组别的人也来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我跟冯科说，你说一会儿吃完饭，高圆圆会不会去夏雨家。冯科还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嘛。结果吃到半截儿的时候，高圆圆的助理开车来了，接上高圆圆先走了。高圆圆家在西边，夏雨家在东边。我说如果她的车朝西边走，咱就不跟了，如果她的车朝东边走，咱们就跟。结果她的车真的朝东边走了，真是去了夏雨家。我们后来又跟，最后终于拍到了。”
卓伟常常拿一句话鼓励自己：死死盯住，必有好处；盯住不放，必有进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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