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两年十个月后，2014年12月1日14点，担任了一千天台湾“文化部长”职务的龙应台终于正式发表辞职声明，重新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龙应台在任职期间就感叹这部长做得太辛苦，辞意也常浮上心头，却一直举棋不定；另外，是为了她罹患失智症的老妈妈，为了不抱憾，她希望往后能多留一些时间给妈妈。
题图
文/苏洁
1999年12月的一个凌晨，台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龙应台坐在台北市议会的大厅一隅，看着细细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响，感到全身彻骨的寒意。
“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点钟，龙应台站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对面站着的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大声问道。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龙应台一下子变得很感性。抛开预算、项目、艰深的学术定义，在连着数月的质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讲这番话时，龙应台的脑袋仍是半晕眩状态。当天接连十几小时的质询，议员发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走下质询台，她抬眼看着窗外，台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忆时，龙应台坦言，那是她做台北文化局长时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那时的她，一天花15个小时处理政务，被外界形容是“挣扎在台湾官场”。一度被议员质疑“不是台湾人”时，龙应台曾愤怒地高举着右手大喊“我抗议！”在极度的压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求救。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捶打，龙应台还是学不会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她握着拳头。
2003年，卸任台北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去大学教书，像逃一样地回到了学术的乐土。后来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写字和教书，偶尔会和儿子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端杯酒，看着傍晚的大海，说说话。另一个海岛上曾经历的那几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继《野火集》后再掀两岸阅读风潮。
五年后，这本书仍摆在台湾各大书店畅销书榜的前列时，龙应台却在为即将参加的“立法院”质询胃痛，仿佛多年前台北市议会经历的那一幕又回来了。她要去做台湾“文化部长”任职两周年的施政报告。2012年，回台湾接掌“文化部”，任台湾首位“文化部长”时，龙应台没和任何人商量。
第一天上班，龙应台一个人在办公室打扫，慢慢有人走进来，她一个一个地认识，“刚开始会觉得，好像面对一群可爱的‘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来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间也没有默契。”
台湾“文化部”，是2012年5月从“文建会”“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四大块业务部门正式合并而成的。不仅业务变成原先的四倍，内部人员彼此也不太熟悉。对于刚上任的龙应台来说，如何整合“老树与杂草”，让“文化部”的地下管线接起来，并非易事。
“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这感觉蛮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尽回到家，我开始会觉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点事情’。”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部长”最初的感觉，好像是自己站在沙滩上，脚还没站稳，一个浪头就打下来，还没准备好，第二个浪头接着打下来了。
于不信任，龙应台有些无奈。“如今媒体的生态已经变成，它拿着弓箭对着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围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是带着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这个让我整整有一年时间，觉得蛮沮丧的。”
龙应台坦言，她不习惯在一个不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我以为我没有什么私利的考虑，只是做一个公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这是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并且接受以这个为前提来工作。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工作时的龙应台一丝不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她会有一连串的追问，似乎一定要把对方掌握的所有有效信息都“榨干”。而一旦工作结束，她会马上用灿烂的笑脸迎接你，“怎么样，还好吧？”
身边的人透露，“跟‘龙部长’一起工作很不容易，因为很累。但也因此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台湾公共电视董事会选举，就是龙应台无数次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做成了的其中一桩事。
“我唯一拥有的‘武器’，就是我的诚恳。由“立法院”推举的公视董事会评审会成员充满了政治猜忌。所以我只能找所谓社会公正人士，有身份有地位、有社会信任的人，来做我的候选人，结果还是被一个充满猜忌的评审团羞辱。因此是，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清流，同意被我请进来做‘炮灰团’，一次一次被否定掉。但我还是坚持。”龙应台回忆，那段推进董事会选举的日子，她不是没想过放弃。“有时候想说，就算了吧。”甚至一度说出“废除公视”的气话的龙应台，几个月后还是重头来过。
最终，在董事会“难产”的第934天，2013年6月26日，历经5度审查的台湾公视第五届董事会终于诞生。“我想，诚恳还是有用的，我没有私心。因为没有私心，所以最后那个充满猜忌的评审团也不好意思了，在社会压力下，经过了四五十个‘炮灰团’，最后董事会成功选出来了。”
2012年2月，以“黑马”姿态进入马英九行政领导班子的龙应台，在当年的民调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首。两年后，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再做调查，龙应台的施政满意度也呈现下降、不满意度升高的趋势。
龙应台似乎并不太在意，大方地给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一直在“补数位化课程”的她，不久前段用WhatsApp(类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软件)给工作群发了条信息，“亲爱的同仁，我是政务官有天会离开，你们是事务官，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
龙应台说她喜欢美国诗人佛罗斯特的一首诗，“我们永远是站在三叉路口选一条路走，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原点。既然不可能回到原点，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别只是，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采访完，从她远离市中心的办公室眺望台北，这个城市已经有星星点点的灯亮起了。
龙应台附龙应台辞职声明
第一里路
“文化部”一千天，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在这一千天中，纠结长达三年的公视僵局解决；艺术银行正式推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国家电影中心”、台湾戏曲中心、台湾摄影中心逐一底定；“博物馆法”、“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电影法”、“公广法”等等新立或翻修；“文化外交”网络规模初建；影视音及出版政策成熟，蓄势待发。“文化部”的“第一里路”虽然万分艰辛，但已气魄跨出。
能为自己的人民低头流汗服务，是人生最光荣的付出。我向马英九先生、江宜桦先生深深鞠躬，感谢他们给了我“俯首甘为牛”的机会。虽然“在水泥地里种花”备极艰辛，但仍是看得见许多青翠嫩苗从地底钻出，迎向灿烂阳光。
我们处在一个被“不信任”紧紧笼罩的时代氛围中。支撑着我逆风迈进的，是许许多多文化界、企业界、小区界的朋友。他们放下手边的工作，为每月百场的各种政策咨询奔走，为文化做超级志工。企业家在听完我的理念陈述后，为文学、为电影、为艺术、为台湾的“文化外交”，以捐款作为行动。小区工作者挽起袖子带我走遍部落和城乡的角落。
与我并肩工作的453个同仁，加上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在小区、在博物馆、在各种工地里埋头干活、服务“国民”的总共是两千位公务员。对所有勤勤恳恳、任怨任谤的公务员伙伴，我想垂眉低声说：亲爱的，你辛苦了。对所有过去两年严厉批评的，我想说，谢谢你，毕竟批评也让我们成长。但是对那深知实务艰难而从不吝啬给我们一个温暖的简讯、几句公开鼓舞的，我想说：感恩，请给我们公务员更大的鼓励吧，他们会因而更有力量，为台湾的进步更加努力，真的，因为善念吸引善念，阳光辐射阳光。
即使是人在香港的九年期间，我隔周必飞台湾，“跋涉”到屏东乡下探视母亲。母亲明年初将跨入90岁，我决定以更多时间陪伴她走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文化部”的“第一里路”只有一次，母亲的“最后一里路”，也只有一次，同属人生中不可错失的饮水思源报答时机。
接受任命之初衷已达，我满怀感恩之深情，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龙应台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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