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效’，我是认账的”
汤一介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员，乐黛云1952年毕业后留校。1956年，汤一介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中，乐黛云被划为右派，“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汤一介坚信乐黛云不是右派，受到严重警告。乐黛云说：“划不清界限。他打电话给中文系党总支说：‘乐黛云绝对不是右派！’他就是搞不通，我原来挺左，怎么会变成右派了呢？后来我下放了，他多次写信，称我是‘乐黛云同志’，让人家看见了，就告上来了，他还是那么写，后来说他又划不清界限，又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1973年，著名的“梁效”写作班子成立，汤一介受邀加入，在其中搞资料工作，后来也写了一些文章。
我问：“‘梁效’是怎么回事？”汤一介说：“1973年，‘梁效’就是‘两校’：北大和清华。其中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吴小如和我……”乐黛云说：“反正有点名气，有点才气的都给弄进去了。”汤一介说：“都是学问不错的人，才找去的。怎么起来的呢？就是清华先编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不行，他们不懂孔孟之道，你们去找北京大学的人来做吧。党委书记就奉命找我们，说：毛主席要你们去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很高兴，是毛主席的命令。再加上我有些个人考虑，‘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是‘黑帮’，挨了一两年批判。1973年正好在反右倾回潮，从学校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在学校管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就觉得过去我们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选是不行的，可以学点逻辑，又和一些教员编了一个《认识论》提纲。反右倾回潮就说我是右倾回潮：你怎么要离开毛泽东思想来写一些东西？大字报就出来，正好那时候毛主席说你们去编那个东西，我就正好躲过反右倾回潮这个关了，否则肯定又是挨批判了。我就很高兴地参加了‘梁效’。”乐黛云说：“那时候还有一些人想参加呢，想向里挤。”
汤一介说，在“梁效”，一开始编“林彪与孔孟之道”，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汤一介在资料上多出些力，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写批判文章的。后来汤一介也参与写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文件发了之后，全国掀起批判林彪与孔孟的高潮。周一良和汤一介都负责编，上面常常要他们去讲解材料。“当时我觉得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好。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觉得毛总是对的，我们一定是错的。编完之后就要我们编‘林彪与孔孟之道’之二，但是这材料编好了之后没有公开。而且让我们到林彪住的地方去，林彪的藏书很多，有7万多册，让我们去看他的藏书里面有什么问题。我做了比较多资料。”
对于“梁效”，汤一介说：“我觉得我错了，我是认账的。我今天还是认账的，并不是说我没有错。但是这里头的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跟毛主席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自己觉悟不高，没有看清楚这里头的问题。而且又长期受党的教育，觉得毛主席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一死，我头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今后我听谁的？得了一个结论：今后只能听自己的。不能听别人的，听别人的，你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说也说不清楚。”
当汤一介在“梁效”的时候，乐黛云在中文系不能教书，就在资料室替那些讲诗、讲古文的老师做注释。“他们有些人古典文学的基础不是太好，我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也不是太好，倒是有两年的时间重新打下古文的基础，要翻各种书，不能注解错了。后来‘四清’又下乡去了一段。他在‘梁效’的时候，我带着工农兵学员到处走，到《河北日报》、《北京日报》去实习，到草棚大学，都是胡搞，也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实验室，还带学生到井冈山去写革命故事。从1971年起，我一共带了三届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经过一年多的检查，恢复了教学和研究。汤一介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梁效’受过一段批判，把我们集中起来做检查，搞了一年多。到1978年才把我们解放了。”
400学者的浩大工程
1981年，乐黛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1983年，汤一介第一次出国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与海外学者交流中国哲学研究。回国后，汤一介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和《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我把中西作了比较，把孔子和康德作比较，老子和黑格尔作比较，庄子和谢林作比较，说中西哲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哲学家都想建立一个知识的体系，而中国哲学家的思考是要追求一种人生境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境界。”汤一介说，“后来我考虑的问题就是受余英时启发，余英时提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一个不同，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我们是内在超越。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不错，西方的外在超越是容易建立政治法律制度的，中国哲学讲心性之学，是靠个人的修养。我就想，西方的外在超越有一个好处，可以建立一个外在的标准。我就设想建立一套把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放在一起的哲学体系。我把问题提出来，但是我没有完成它，我没法做，因为有很多限制，因为对外国哲学了解得还很差。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
1980年代末，汤一介思考中国哲学中“和谐”的观念，到1990年代则提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体系。1990年，汤一介六十三岁，想做《儒藏》工程。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有《佛藏》、《道藏》，可一直没有《儒藏》，但是明清两代有些学者就提出要做《儒藏》，最终没有实行。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并称，儒家作为主流思想反而没有集大成的著作，似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不相称。汤一介说：“一个学者到了晚年的时候，要出非常多新的思想是有点困难。因此我考虑做一些带有资料性又有用的东西，就选择了《儒藏》工作。同时，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儒家的著作。”《儒藏》编篡与研究工程2003年12月31日立项，汤一介任首席专家。
早在1970年代末，日本大学者岛田虔次就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批儒批孔”提出批评：“你们要知道，孔子的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也是东亚的精神文明。”这句话给汤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6年，汤一介到日本访问，特别地去找著名的儒学家户川芳郎交流，他非常同意岛田虔次的这句话。因此，汤一介带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近四百名学者参加《儒藏》工程，用繁体竖排的排印并有简明校勘记的形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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