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撰文/孙丹
“很多人说第二季里多了很多人文情怀。”
“没有人文。”
“没有人文？”
“真的没有人文，理解错了。我们不配谈人文，我们和割麦子的人、打工的人一模一样。我们凭什么说去对人家进行人文关怀？这样说太可耻了。我们是朋友，是一样的。”
在北京西三环的一间三室一厅里，客厅中间的长桌上放着一台电视几台电脑，两旁则是置物柜，一块大白板上分格标注着各集完成度，墙上贴着中国植被分布图，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2》的工作室。
在工作室其中一间十几平的屋子里，摆着两张校园里常见的上下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总导演陈晓卿则坐在靠窗的位置，和纸牌屋聊起舌尖2的拍摄故事。
“在这个房间里最多的时候啊，会住三个人，导演、助理和摄影。之前开会的时候，各组的人都会来，最多的时候来了二十二个人，都坐不下。”
相比于上一季，对于不少原本搬着小板凳、备着零食等待舌尖2的小伙伴来说，意外地忍住了口水，没忍住泪水，感情在食物的流转间缓缓倾泻。因此，有观众说，第二季是人文民俗集锦。
“如果说我们给人家人文关怀，这个说的太可笑了，(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结的两颗苦瓜，一个苦海里泡大的一对苦娃，怎么能是说我们去关心别人呢。”
工作细致严苛
“第一集《脚步》的导演李勇拍摄时和妻子分开了，他会写一段解说词说，‘困顿的旅途会因为四川女人而生趣盎然。’他会透过这些东西来表达内心感受，他会特别关注夫妻间打情骂俏的关系，因为这是他缺少的东西。(片子中)做鱼酱的孩子希望父母在身边，李勇的孩子在重庆，他在北京、在各地跑一年也见不到。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关于人文的说法，陈晓卿不赞同。
观众们在舌尖2中感受着精美的画面、大气的解说、优美的配乐，却很难想象背后拍摄的艰辛。
从2013年1月12日正式宣布开始，2月份剧组成立，一直到今年4月18日首播，每一个环节都有时间限制，而每一个故事和人物都需要分集导演自己寻找挑选。这不是一个去各地旅游的过程，甚至可能有不少苦闷和困扰。
李勇告诉纸牌屋，在林芝采野蜂蜜的主人翁，是他实际寻找天数最长的一个，花了好几个月才确定下来。在高原地区，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很难。“当时每天都很煎熬。”
原本李勇找的是一个二十多岁已经结婚了的小伙子，因为最开始只计划表现一个两分钟的故事。“陈晓卿老师会不断提高要求，他本来说在林芝找一个差不多的就可以了。我把原来找的那个人的照片和故事发了过去，想着可以休息一下了。当地旅馆的老板和我聊得挺好，说要带我去然乌湖看看，我想去放松一下。”
带着可以休息一会的心情踏上去然乌湖的车，没想到在路上，李勇接到陈晓卿的电话，“陈老师说，这个人不行，他的眼神已经浑浊了，他对世界已经投降了，我希望你找一个对世界还有好奇心的，眼神里还有光的少年。”
这时，车也到了然乌湖，花了两三个小时，李勇却只在湖边待了十几分钟便返程。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村长用摩托车载着李勇挨家挨户地找，最后终于找到了白马占堆，也就是第一集中，大家看到的那个眼神清澈又有些羞涩，不大会说普通话的小伙子白马占堆。
在前期的调研中，寻找和选择故事人物是每个分集导演都苦恼过的过程。
而在调研出发前，陈晓卿不仅给集中到北京的每个导演列出了关于食物专业的书单，还请了强大的顾问团做讲座，自己也会和导演聊关于食物的历史、知识和理念，还会抽空带他们走街串巷吃美食。
“我会有目的地带他们去吃一些食物，我会把自己欣赏食物的经验给大家分享。可能他们以前吃的时候，也觉得好吃，但没有去想过。我会告诉大家，这个食物为什么好吃，关键点在哪儿。”
陈晓卿告诉纸牌屋，为了让纪录片拍摄更专业，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类学到生物学，前期就要掌握的必要知识点非常多，培训也很密集。“客厅贴着一张中国植被图，其实原来还有很多比如降水量图等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背静。比如，去呼伦贝尔要知道当地的空气湿度、年平均温度、无霜期，这和制作节目关系很大。”
除了培训，出发前，陈晓卿还给导演们提出了一个小要求，不能乘坐部门、媒体或朋友提供帮助的车，而要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
李勇说，“那样会让你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感受不到当地的环境、气氛、风土人情，会和当地隔离开。所以，陈老师让我们用全部的器官去感受当地的人、环境、风俗。从听觉、视觉到嗅觉，用心去体会当时的氛围，包括当地的语言，尽管可能会听不懂，也要努力的去感受他们的腔调、表情。乘坐公共交通更接地气、更知道你寻找的人物可能会在怎样的空间里，才能找到类似的感觉。”
最后呈现出来的故事，也许有的只有几分钟，可就是那短短的几分钟，却是从无数个镜头和几十个小时的片子中，浓缩而成。就如一杯醇厚的美酒，需要经历艰辛漫长的酿造，才能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非议可以厚非
第一集播出后，林芝的白马占堆爬树的镜头，被很多人指出抄袭了BBC的《人类星球》画面。
第一集导演李勇对此并不避讳，他说，在西藏当地有两种采集蜂蜜的方法，一种是攀岩，在几十米高的悬崖上，拍摄的难度太大，自己没有任何野外拍摄经验，不知如何更好地表现。所以选择了第二种(采集蜂蜜)方法，就是上树。
他说，“当地这种风俗是存在的，也因为我之前对《人类星球》观摩得比较多，特别是那一段，我肯定想用人家做得很好的手段来表现，这种生存方式、获取食材的手段，肯定是有学习、有模仿，这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避讳。但我觉得，我们去展现同样的生存状态时，人家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法，不管是致敬也好，模仿也好，这是无可厚非的。”
而陈晓卿对此和李勇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是可以厚非的。”
“大家可以认为是抄袭的、剽窃的，都没问题，因为在纪录片创作，甚至在电影创作中，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
陈晓卿说，“借鉴使我们对纪录片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我们很low的，没这么高级。雅克·贝汉拍完《迁徙的鸟》以后，很多人也指出其中哪一段哪一段是抄袭，也进行了截图。我觉得(这种情况)肯定都存在，也允许争论。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和世界纪录片发展整体水平一样高，那可能这个说起会没有疑点，但我不觉得我们现在纪录片的水平很高。可能在其他集里也还能看到其他借鉴的成分，包括场面调度、镜头设置等。”
同时，他也表示，国外优秀的纪录片“大国”，尤其像Discovery，是经过了很多年和观众的磨合才找到一种适合的模式。就像好莱坞在电影界的位置。在拍摄一个场景或主题时，大体相同的意思，很多导演都会用类似的镜头等，再加入一些自己的呈现方式。
“对我来说，更关键的是，拍回来我要问你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我相信我的导演。如果说人家从来没有上树采过蜜，你让人上树，这是绝对不行的。至于表现手段，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在意和介意。”
真实是陈晓卿希望分集导演们传递出来的、最重要的信息。而要表现真实，不仅要自己去一起体验当地生活，还要和当地人交朋友，真正了解他们。
李勇告诉纸牌屋，“陈老师很明确提出，不要用拍摄对象(这个词)，他们不是工具，是我们的主人公，要和他们做朋友，尊重他们。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是职业分工不一样。不能用功利的心，只是为了拍摄才去找他们。所以我们后来都成了朋友。现在也会联系。有一次，拍摄完很久，麦客打电话问我，我们家五六头牛病了怎么办。养蜂人老谭也会问我，蜂王浆下来了要不要一些。”
第二集《心传》导演陈磊告诉纸牌屋，小组在外拍摄成员主要是四个人，为了不干涉对方的生活，因此人数尽量精简，而团队也是和自己合作了很久的摄影和录音。“这能保证在拍摄时能拍到最自然的状态。首先要去更感受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才能记录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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