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细读《闷与狂》有时令人有一种受刑的感觉，以王蒙这样一位大智若愚者，经历了这么多的融入沉浮，活到了这把年纪，当然希望他贡献一些青瓜蛋子所不可能有的写作感觉。但我们恐怕要失望了。
《闷与狂》王蒙文/ 陈冲
一
又来说王蒙了，不知能不能再得一个奖。我所得到的与《闷与狂》有关的第一个信息，是刘震云说它“不像81岁的人写的，像18岁的人写的”。当时《闷与狂》还没在书店上架，网上也没有开始卖，所以我一个字都没读过，对文本一无所知。而刘震云这句话，我是从网上一则报道的导语中看到的，当时并没有看报道的内容，所以对这句话被说出来的场合、背景、语境也一无所知。导语中倒是提及这句话“得到普遍赞同”，但我知道这是一种汉语戏法，因为这个“普遍”最多只能包括读过这部小说的人，而当时把它作为一个小说文本读过的，13亿中国人里不会超过130个。我不在此列，所以我琢磨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是一句好话，还是一句坏话？琢磨了一袋烟的工夫有了结论：这不是一句好话。说白了这同样是个汉语戏法。在汉语释义中，“像”的义项之一就是“不是”。说甲“像”乙，前提在于甲“不是”乙，所以反过来，相应的那个“不像”其实就是“就是”。王蒙有假包换81岁的人，写的小说偏像个18岁的人写的，按“文如其人”的标准说，就有造假之嫌作秀之嫌卖萌之嫌老来疯之嫌采衣娱众之嫌言不由衷之嫌了。
后来才知道，刘震云说这句话是在逗王蒙玩，目的是把老爷子哄高兴了为止。一句顶一万句。上岁数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别人把他往年轻里说。我还没到80，如果有人说我看上去也就60刚出头，我心里立刻就会绽放开一朵塞地马丽娅式的玫瑰花。现在刘震云居然说王蒙像18，即便王蒙当时不动声色，面无表情，下巴照旧耷拉得挺长，一张脸看上去像个青萝卜，其实也是心儿里美。实际上这哥儿俩都明白，一个18岁的青瓜蛋子，是不可能用“为什么是两只猫？”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头一句的。煞风景的是，写报道的记者根本不具备那个量级的幽默感，完全进入不了那个语境，才会狗尾续貂式地加了一句“得到普遍赞同”。赞同啥？赞同你个腿！
“为什么是两只猫？”这部28万字的长篇小说正是以这句话开头的。对了，咱们现在开始进入小说的文本了。往下读几页，我便深刻体会到王蒙以此作为开头的精心策划、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了。他担心批评家在批评这部小说时不从文本出发，不做文本分析，不会解读文本，所以先放了一把钥匙在这儿，以便批评家们能靠它来打开那扇进入小说文本的门。实在不能说王蒙这个担心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脱裤子放屁闲着没事挠墙根儿玩。我们的少数个别一小部分批评家，尤其是少数个别一小部分学院派批评家，基本上不会解读文本，所以笔下的文字基本上不是批评而是读后感，不是小说里有什么而是他从小说里读到了什么甚至只是他希望从小说里读到些什么。于是他开始阐释这个小说的“意义”，诸如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哲学意义精神意义美学意义，等他讲完了，你给他归归总，才发现所有这些意义其实没什么意义，要么很一般，谁都知道，比如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仍然有温暖，要么很特别，谁都不明白，比如要给人的灵魂寻找一个安放之处云云。
为什么是两只猫？有报道说，王蒙这部小说写了三年，那么如果他是按顺序写下来的，这个开头应该是他78岁写的。而与这两只猫相关的时间坐标系上的刻度，是0.003岁。您圣明，一个人在0.003岁的时候，也就是“才落到了大坑”的时候，是不可能看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物体的。
即使他能看清，而且确实看见了两只猫，他也不可能认识那是猫，或者知道那个会动的物体叫“猫”而不是叫“Cat”或“Felinac”。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说哪国话。所以，这个人在0.003岁时的这个关于两只猫的感觉，是同一个人在78岁时认定(或假定)自己在0.003岁可能有过(或可能会有)的感觉。如果让这个人在28岁来做这种认定或假定，完全有可能出现很不一样的结果，比如感觉到的不是两只黑猫，而是两个黄澄澄的净玉米面的不掺野菜也没有经过增量法的大眼儿窝头。肚子吃不饱时最经常感觉到的总是美食———尤其是吃下去以后能“顶事儿”的美食。当然，同一个人在48岁时做出的认定或假定有可能变成两只黑兔，并且晓谕读者原来纯种兔都是黑的，只因666万年前全世界———不对，那时候还不能叫全世界，只能叫全地球———的兔子界爆发了一次由湿疹、银屑病混合组成的皮肤传染病大流行，大多数得了病的兔子黑毛变成了白毛，少数病得轻些的变成了灰毛，而且这种变色获得了稳定的遗传性，只有极少数没得病的还是黑毛。
没错，王蒙就是这样写的。他用了3页的篇幅来写这个关于两只猫的迟来的感觉，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他都说到了，说全了，说透了，说到底了并且把底儿都说掉了，唯独对这个问题本身没有给出答案。为什么是两只猫？无可奉告。这个答案要到整个文本结束时才会向读者透露一点线索。这3页关于两只猫的感觉，是用波澜壮阔波涛汹涌的液体语言堆叠出来的，但暂时还保持着一定的节制，或者说只是节目正式演出前的一次彩排，世界杯里的一场小组赛。往后你们才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语言的狂舞语言的狂欢和语言的狂轰滥炸。这样的语言是由本书的文体决定的。整本书写的就是感觉。不是什么《追忆似水年华》。首先，这本书里的“年华”不“似水”，不是连续性的时间的流动，而是被切成了阶段性的几大块，新生儿，童年，少年，青年等等，然后就是对各个时段的感觉而不是回忆。这是一种真正的感觉，所以它不是被“说明”出来的，也不是被“展示”出来的，而是被“堆砌”和“叠加”出来的。举个最简明的例子：在第199页说到苜蓿的颜色时，他说“那颜色紫里透绿，绿里黑黄”。其实通常大家都认为苜蓿花是紫色的，但只说到紫，那说的是颜色，现在人家先从紫说起，再说到绿，甚至说到黑，最后却归到黄———实际上黄颜色的木樨和紫颜色的苜蓿不是一种植物，前者是木本，后者是草本。这就是在说感觉了。由于一首同名歌曲作祟，有句话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叫“跟着感觉走”。这句话似是而非，因为真正的感觉你不可能跟着它走，因为它本身根本不走。《闷与狂》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感觉的堆叠是在语言的手舞足蹈和大呼小叫中进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已经被淡化被抽空被失效，感觉本身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走，而是停在那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断地增添和删减，强化和弱化，深入和浮出，补充和修正，而这一切都是通过那些相近、相似、但不相等的词语来完成的。等你把这些堆叠起来的词语全部读完之后，如果被问到：“你是什么感觉？”你唯一能有的回答是：“就是王蒙说的那种感觉。”没错，这种感觉是“说”不出来的，只能堆叠出来。王蒙确实是这方面的第一高手，至少迄今无人能及。北京有位著名的唱盛派评论家，曾经赞扬一位美国作家的作品是“汉语写作中难得的精彩”，我倒觉得这个高帽儿还是给王蒙戴更合适。那位美国作家的文字虽然也称得上清亮通透，但是要译成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阿尔巴尼亚语斯瓦西里语等等等等都不会有特别的困难，而《闷与狂》却几乎是不可译的。它甚至翻成香港话都有难度，比如“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来唉……”要译得能让香港人看明白，就有相当的难度。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具体讨论。
但是，这样一来，就把批评家们逼到悬崖边上了。面对着如此海量的趋近于无穷大的词语堆叠，批评家们就只能不置一词照单全收甚至匍匐在地顶礼膜拜惭愧惭愧佩服佩服吗？最起码，就不能区分一下语言狂舞语言狂欢是不是终归和语言的狂轰滥炸有一点不同？比如在那些相近、相似但不相等的词语里，会不会也混有字面不同但字义相等的填充剂膨胀剂？懂写作的人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行文方式是很容易夹带私货的。先举个正面的例子。第43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就有此嫌疑，虽然那个话也就一句大白话大实话，但这个时候能把这个话这样地说出来，恐怕也就是若愚如王蒙者了。有正面的例子，肯定也有反面的事实，问题是怎么把它挑出来。干这种活儿，我不太看好学院派。按学院里的评价体系，离开了标准答案是寸步难行的，而汉语的词义偏偏最没有标准答案。两个字面不同的词，你说词义相等，他说不相等，球究竟是落在界内还是界外或者压线，裁判员和司线员各执一词，又不能申请鹰眼辨是非，最后只能是一笔糊涂账，“挂起来”拉倒。比如在第160页，有个说法叫“我们的鄙公司”，你说它跟“我们的敝公司”是完全一样还是略有不同？这就有了野路子的用武之地了。具体说，就是反批评。王蒙说《闷与狂》是反小说，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说我这个是反批评，是不是真的，他也不知道。反正反小说虽然反小说但仍是小说，所以反批评虽然反批评但仍是批评。我们不能光念叨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自己却不琢磨批评方法，比如怎样从文本里一些不对劲儿的、不合适的直到不靠谱的地方，去咂摸出某种味道，直至掂量出作品的品质品格？科学管这种方法叫“证伪”，凡不能证伪的“科学结论”都是伪科学。当然，文学跟科学不一样，不能证伪的作品有时也可能是好作品，但有时候也真可能就沾着点儿“伪”气。
二
王蒙前面说过，《闷与狂》是团块状结构，时间不是一条延伸的线，而是被切成了几段，每一段各自形成小说结构上的一块。如果我们从上述的角度去一块一块地审视，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差别：有若干块是可以证伪的，还有一些则是很难甚至不能证伪的。我承认，干这种活儿很苦，因为它必须从文本细读开始，而《闷与狂》细读起来有时会有一种受刑的感觉，甚至受刑时还看得见墙上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们从最不会引起争议的地方开始。在第32页和第150页，王蒙两次将“龙车凤辇”误作“龙驹凤辇”。这个“车”，虽然“读如驹”，但写成“驹”就错了。在第144页，他将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误作《我们夫妻之间》。虽然“夫妇”与“夫妻”是同一个意思，完全相等，但人家那是篇名，不能随便换来换去的。那篇关于刘震云逗王蒙玩儿的报道有一处提到了责编，说：“《闷与狂》的责任编辑看到书稿时，称王蒙已经写疯了。”我就纳了闷儿了，作为一个编辑，既然察觉作者已经写疯了，编校时就该格外多加个小心才是呀。难怪美国人葛浩文说中国的编辑不尽责。
在第16页，王蒙把“44776”弄错了。他先是玩了一个花活，故意把44776说成是一种杀虫药，然后又一转，“不，44776是化妆品，杀虫的叫滴滴涕”。这么一弄，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啦。
前头那个反正是故意要弄错，错成什么都没关系，而后头这个是要纠正了，再弄错就纠不“正”了。很可惜，又错了。首先，44776并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一个牌子；然后，以44776为牌子的那种东西也不是化妆品，而是护肤品，那时候叫擦脸油，也被泛义地称为雪花膏。
在第17页，王蒙认定“现在的人们知道蜗居却不知道蜗牛”，并因此发出“多么悲哀呀”的感叹。不至于吧？有一首歌，歌名就叫《蜗牛》，网上资料显示，它先是被入选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最近更是被列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科书《语文》三年级的延伸阅读。所以，即便中间有一点断档，至少从三年级小学生以下起，这个课就补上了，人们就知道有一种牛叫蜗牛了。当然，要把这一段翻译成香港话给香港人看，还是会有相当难度的。怎么会“它的壳子一碰就碎”呢？周杰伦的歌里明明说它有“重重的壳”呀，而且那“重重的壳”上还“挂着轻轻的仰望”嘛。如果它真是一碰就碎，那种叫“仰望”的东西还挂得住吗？它又怎么会“动作缓慢”呢？周杰伦的歌里明明说它会“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嘛。
当周氏蜗牛乘着叶片飞翔之际，我们的文化、教育、娱乐便一股脑儿变得很无智、很无知、很无趣了。
没错，这已经不是那种简单的对或错，而是一种见仁见智的歧义了。我把能产生歧议，也视为一种可以证伪的因素。说到底，我不能把我的反批评弄成某一本书的勘误表。何况像“龙驹凤辇”那样的错误，但凡责任编辑有点责任心，本来是不应该出现在出版物里的。实际上我真正有感觉的是那些可能产生微妙的歧义的地方，无妨说，越是这种地方就越有感觉。比如在这本书里，王蒙n次说到对各种中外乐曲、歌曲的感觉，举个比较集中的例子吧，在第108页，有这样的两大段：“还有柴可夫斯基，那对于生命的伤感，那对于伤感的沉醉，那对于沉醉的消受，那对于消受的质疑，那对于质疑的应答，那随应答而起舞的翩翩，那翩翩之中的诉说，那诉说中的悲怆，第六交响乐的命名悲怆；那就是生与死，那就是祸与福，那就是男与女，那就是生活、爱情、烦闷与激动的燃烧。”/“还想起了舒曼的沉吟，还有门德尔松的温馨，还有施特劳斯的怡悦欣然，还有贝多芬的雍容富丽堂皇，还有二战音乐的沉痛与悲情，包括咱们自己的《义勇军进行曲》。”但是在第185页，说到阿炳的二胡曲时，王蒙直接给出了他自己的感觉：“《二泉映月》是弥留时刻靠人工维持呼吸时的感受！”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相比较，前面那两大段，你很难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来，而后面这一句，你很可能立刻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儿过度了？至少，在不同的心境下，你也有可能从《二泉映月》里听出一种安详、明亮和美丽来。不过，从对文本的感觉来讲，你立刻就能断定王蒙真是把这首二胡曲听到心里去了，而前面那两大段，你很难判断王蒙是不是全都真正听懂了，“甚解”了，因为严格讲，那首被命名为《悲怆》的，应该叫“第六交响曲”而不是“第六交响乐”。
更有意思、或许也更重要的，是关于贫穷的那些感觉的堆叠。如果用一个最“一般”的标准去看，这种被王蒙一再强调的贫穷相当地可疑，它在文本中的作用显而易见是作为接受革命的一个因素。实际上人们都不难想象，能在北京住，小孩能上学(那时的学费相当贵)，就相当不容易了，那日子应该比北方乡下普通的“地主老财”们过得好。这种人家可能也会为下个月有没有米下锅而发愁，但是不大会为下一顿饭有没有米下锅发愁。更何况王蒙自己在第56页也写到童年时的那些“美事”，证实着那是一种能把小孩送去上幼稚园，并且让他吃上凉粉、爬糕，夏天还能吃上冰棍甚至冰镇柠檬汽水的贫穷。于是你更容易理解，这与其说是物质的极度匮乏，还不如说是一种贫穷的感觉，正如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们只觉得要什么没什么，却不觉得穷。又或者像现在，多数人都能感觉到这是一个物质相当丰富的时代，但并不觉得自己富有。
三
小说就是这样奇妙，这样地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读那些“正”小说的时候，一旦读到某些不靠谱的细部、细节，例如一个主要人物，体重100公斤的女子，居然能靠跳钢管舞来养活自己和她的残疾儿子，读到这种，立刻就会着急上火冒烟发懵，就像中医号脉碰到了雀啄脉———死脉。它会让以后的情节甚至整个故事失真失重失效。反小说却正相反； 反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只有感觉。正是这些“有懈可击”的感觉，反而让人读起来更像真感觉。就说那个一错再错的“龙驹凤辇”吧———这回好像得感谢责编的“手下留情”了，并未“甚解”(不然怎么会用错字)的王蒙为什么两次用到它？因为他对这个有深切的感觉。显然，《打龙袍》里的这段唱词———“龙车凤辇进皇城，御街上来了我讨饭人！”让他有过强烈的共鸣。大多数同类的感觉可不是这样的。大多数右派改正时都留着点尾巴，标准的格式是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言论，但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现予改正。这是有道理的；留个“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言论”的尾巴，你才懂得虽然又是人民了，还是应该夹着尾巴做人民，免得一不留神又发表错误言论。千秋万代之后，也和国际接轨了，有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就可能成为一个不同于李国文、从维熙、邵燕祥、公刘、张贤亮也不同于刘绍棠的样本。
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那些“无懈可击”的感觉了。从精神的或者说哲学的意义上说，那是由一些比较“一般”或很“一般”的词语堆叠出来的感觉。你很难指证它们不是真的，但是要承认它们是真的时又不免心里犯嘀咕。接着你会觉得左右为难。你是了解王蒙其人的。以这样一位若愚者，经历了这么多的荣辱沉浮，活到了这把年纪，你当然希望他贡献出一些青瓜蛋子们所不可能有的感觉，可是当你有些失望时，你又明知那是不可能的。你自己就说过文学是有边界的写作。你自己就找不出恰当的方式把你希望他贡献什么说出来。那么你怎么能惋惜、遗憾于《闷与狂》没能达到你所希望的精神高度或生命感悟，正如你不能责怪刘绍棠在刚被改正时说过“娘打孩儿”那样的话。这个话现在看好像挺滑稽，而事在当时，却是很正确的一句话，所以才会被推广，让改正右派们依此端正自己应有的态度。
为什么是两只猫？你慢慢会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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