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也许和去年加缪诞生一百周年有关，这几年内地和台北重新出版了许多加缪的著作，这些天我读到最震撼的，是台湾首次出版的加缪处女作《快乐的死》，内地“全集”未收录。
死亡，是文学永远的主题。而主动招致死亡的杀人与自杀，向来是加缪的关键词：《西西弗斯的神话》第一句是“只有一个哲学问题是真正严肃的，那就是自杀”；《反抗者》在引言中已经点出杀人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在否定的时代，思自杀问题是有用的。在意识形态的时代，必须清理杀人的问题”；《局外人》涉及的他杀，实际上是自杀的条件，莫梭从被动杀人到主动拒绝救赎的过程，是他一步步获得灵魂自由的过程。
然而如何从否定的存在转向肯定的存在？这是加缪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我没有想到的是，问题的发端与答案，都埋藏在他生前并未出版的处女作里。《快乐的死》几乎包括了加缪所有的关键词，而且技巧完美，这是一颗丰满的种子，《局外人》就是以极端方式从《快乐的死》中吸取了思辨的精髓。
《快乐的死》与《局外人》结构上最大的相似，均是以杀人为主人翁思考存在的转折点—当然莫梭的杀人遇到了过度阐释的审判，而梅尔索的杀人是被杀者委托的，被伪装成自杀，他得到了被杀者的酬劳过上了富裕自由的生活—但是他们最后从中获得觉悟，都选择了清醒、拒绝安慰地面对自己的死，从这点来说，他们的死与西西弗斯的下山一样，是真正快乐的。
从描写心理、景致的细腻华丽程度看，《快乐的死》可谓豪华版的《局外人》。这首先取决于青年加缪的锐气，二十出头的加缪充满对世界的热情，尤其展现在梅尔索杀人后漫游欧洲然后回到阿尔及利亚的描写中，他“感到自身有极强且深的力量，能去爱这个有着泪水和太阳脸孔的人生”。但这些享乐主义的修辞，实际上是为了呈现对死亡的思索，“未知生，焉知死”，梅尔索杀人的意义正是通过此后对生的品尝才得以显露，他理解了求死者并非死于绝望，他才能从容坚毅地接受自己的死亡。
这几年台湾也出版了《局外人》新版本(台译《异乡人》)，对照阅读可知加缪的更多变与不变。在《快乐的死》里梅尔索通过离群索居于天地间的思索达致的自我确认，《异乡人》里则是极致地通过不公平的审讯、囚狱和处决，迫使莫索置身于义无反顾的存在觉醒中。拒绝希望者，获得存在，莫梭最后“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使死亡置入自己的经验中—他在囚禁的日子中才真正亲近了母亲的死。
以入狱为分界线，莫梭体验到地狱与炼狱的不同，如果说之前的莫梭有罪，在他被定罪后才是他获得救赎的开始。监狱是一个觉悟之地，他的真正的罪在于他之前未尝觉悟自己对现实、当下的忠实。在《快乐的死》中，加缪没有安置这么一个绝境，梅尔索是直接在对当下的快乐体验中反思死亡的。“漫长的冬天即将展开。但他已经成熟得足以迎接它了。”写作《快乐的死》时的加缪正如他笔下的梅尔索，在处女作已经获得秋天的丰盛，所以他才可以在其后《异乡人》等作品中以更决绝的笔法迎接存在之凛冽真理。
加缪曾列出他心爱的十个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十个词包含在他写作生涯的开端《快乐的死》，继而在《异乡人》等后来各个著作中结出果实，一直延续到他未完成的遗作《第一人》之中。加缪正是无意地以自己的意外死亡来完成这最终收获，我以前曾以为“意外死亡”对于论证以“自杀”获取自由的加缪来说，无异于一个虚无的讽刺。但杨照在《忠于自己灵魂的人》中提出的解读更有力：直面加缪之死的荒谬，才正符合了加缪思想的核心取向—忠实于实，即使真实是虚无。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学界曾经有过加缪热，除了多个译本，傅佩荣还编辑过论文合集《加缪的真面目》论及加缪创作与思想的种种。今天加缪在台甚至在华语圈迎来一个新的阅读热潮，启示的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和七十年代一样热衷于加缪：因为在虚无横行的时代里，我们更需要忠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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