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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由于巴西文学所展现出的区域多样性，巴西的“民族特色”更显五彩斑斓，甚至连巴西批评界的泰斗安东尼奥·坎迪杜也坦承，巴西文学理论要根据不同地域而灵活变通。因为随着时间的迁移，即使同一地区的文学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种文学上的多样性其实也正是社会多元化的直接体现。
过去50年间，巴西经历了和中国相似的城市化进程，巴西文学也因此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发展态势。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占巴西文学主流的，是比较自然性的巴西文学，主要体现和捍卫巴西本身的文化元素和特征以及文学价值。现在，马查多开创的城市化的文学开始回归，且蓬勃发展。来自现代都市的作家，寻求更加普世的观念，更加希望融入世界，也更偏向于中产阶级、大都市的文化、思潮，他们的作品里也体现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理念。
生于1952年的作家克里斯托旺·泰扎，见证了巴西城市化的过程。50年前，他住在巴西农村的大房子里，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七岁时父亲的离世带来了生活的巨变，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搬到了城里的公寓，日子变得艰难。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时值美苏冷战，巴西开始了20年的军政时期。他见证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巴西人的生活逐渐变得富裕，巴西社会开始更多接受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
泰扎出版于2007年的长篇小说《永远的菲利普》，看似写关于一个年轻的父亲和他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实际上映射出了巴西一个时代的缩影。小说里的父亲为儿子取了一个骑士般的名字，菲利普。他们引导孩子经历艰难的成长，在这过程中，父亲展开了对自己动荡的早年生活的追怀，尤其涉及到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世界经历深刻变动的历史。
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巴西当代作家去本土化，并融入世界的努力。而巴西“混血文化”的特性，也推动这种努力得以结出文学硕果。巴西历史上经历了印第安文明、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的融合，在上世纪，又接纳了大批意大利移民、日本移民以及二战中遭受迫害的犹太移民，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让很多外来移民得以更快地融入主流社会，因此不难理解巴西为何出现，那么多出生于异乡却在巴西取得至高成就的作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1920年12月10日，李斯佩克朵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家庭，出生不久即随父母移居巴西。李斯佩克朵在1944年出版她的处女作《濒于狂野的心》，在巴西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她陆续出版了小说《光》、《围困之城》，同时还完成了《黑暗中的苹果》与短篇集《家庭纽带》。1960年代以降，她的写作获得公众承认，1977年12月9日，李斯佩克朵去世，也是在这一年，已有中文版引进的《星辰时刻》发表。虽然她的创作始终非常小众，但她却在巴西获得了“卡夫卡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作家”、“巴西的乔伊斯”等诸多美誉。
而“唯一能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比肩，拥有最多读者的拉美作家”保罗·科埃略，则可谓巴西文学的大众版。这位出生于1947年的作家，直到40岁才逐渐为人所知，从1987年的《朝圣》开始，他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等18部作品以68种文字出版、655个版本全球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销售总量超过1亿册，获国际大奖无数。他是除《圣经》之外最畅销的巴西作家，2007年被联合国聘为联合国和平大使，堪为巴西多元文化成功的生动注解。
时光倒退回1940年，茨威格偶然驻足巴西，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并写下了《巴西：未来之国》。他相信，这个能把那么多种族的人们融合成一个和谐的团体的国家，这个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独立，连曾经不可一世的君主也自愿流放的国家，因其彻底的宽容和人道主义精神，一定会为全人类指明美好的明日图景。然而，巴西给他带来的希望，最终没能抵挡他的“精神故乡”欧洲因法西斯势力猖獗而沉沦给他带来的无比绝望。1942年2月22日，他同第二位夫人伊丽莎白·绿蒂在里约热内卢近郊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
似乎是一种呼应，多年后，吉萨写下了短小说经典《河的第三条岸》。小说里的父亲毅然决然地离家，走进了一种漂流的生活状态。直到终老，他都未曾离开那条“用含羞草特制”的船。虽然他的生命，只是在“孤独——漂泊——孤独”的轮回中延续，但“河的第三条岸”这一充满理想光环却又遥不可及的意象，依然令人心向神往。而一个有着对“第三条岸”的向往和追求的国度，可以预期它的文学也会有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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