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的哀痛

梁鸿

　　(5月5日——15日，由高和资本等机构资助，卓伦文化、译艺网策划组织、新浪文化独家网络支持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动在巴黎举行，五位中国学者、作家与法国同行进行对话。昨日，高和分享专栏发布了阎连科的演讲全文，今日继续刊登梁鸿的演讲。)

　　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

　　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话。我来自中国的中原，一个普通的村庄，它叫梁庄，我姓的也是这个梁。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问自己，我到巴黎跟你们说什么？我们一起能够分享什么？“中国”是一个太过抽象而遥远的概念，我想不如从我个人谈起。

　　我二十岁离开家乡，读书求学，我有一个哥哥六个姐妹，我是唯一上大学的。我小的时候，妈妈生病早逝，我的一个姐姐放弃了上学，在家里照顾我们。我一直读书到博士，最后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并做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一直被局限于一张书桌之内，很难超越于外。我对这种被限制的生活非常怀疑，并且，精神上也越来越痛苦。正如我在我的书中所写，“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

　　2008年，我回到故乡梁庄，和我一块儿回去的是我在北京出生成长的三岁两个月的儿子。当他看到我家乡的火车站时大哭起来，不要下车，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他害怕了。这也让我第一次从外部视野重新打量我的家乡。我带着儿子在村里住了前后约五个月，我70岁的老父亲陪着我，他是我两本书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一起访问了还生活在故乡的亲人们——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过去的村长，老师，我上学的同学，小姐妹，我走遍了家乡的田野、小河、山岭和新建的小镇，最终写出了《中国在梁庄》。2010年至2012年，我走访了中国十好几个城市，北京、西安、内蒙、青岛、厦门、东莞等，去探访那些从我们村里出来的在外打工的乡亲们，我跟他们聊天，看他们的家，他们的居住地，观察他们的生活，听他们给我讲自己的故事。《出梁庄记》是这样诞生的。“在梁庄”和“出梁庄”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当代村庄图景。

　　中国的媒体和专家们偏重于认为这两本书是社会学著作，因为书中涉及到对梁庄的自然环境、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的考察，而主体叙事部分也是梁庄人的自述，一种方言。但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文学文本。书中的“我”是以梁庄女儿——而不是学者身份——回到梁庄的，因此，无论是悲伤、欢笑，还是倾听、心跳，都来源于我个人的生命、记忆和情感深处。书里的人物也都用亲属称呼来命名，五奶奶、芝婶，光亮叔，嫂子春梅，万国大哥，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当然他们也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两亿中国农民的代表，所以我的书名是《中国在梁庄》。

　　我来给大家讲讲我五奶奶的故事。五奶奶善良、幽默，我喜欢听她的爽朗笑声，感受她的乐观、坚强。2001年的夏天，她的孙子，梁庄著名的调皮大王——十一岁的宝儿在村庄后面的大河里淹死了。当时，五奶奶的儿子光亮和儿媳秀丽在千里之外的山东青岛打工，五奶奶在家带孙子。听到这个消息时，五奶奶正在做晚饭，她扔下勺子就往河边跑，从梁庄到河边，是长长的斜坡，有无数带刺的灌木丛和土坑，她一路滚着、爬着，不断摔倒，根本没有意识到腿上已经被刺扎，在流血，最后，她看到了躺在沙滩上的孙子宝儿，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2011年冬天，我又从梁庄出发，到青岛去采访五奶奶的儿子光亮和儿媳秀丽，他们在青岛的电镀厂工作。我到工厂车间去参观，发现里面的金属蒸气污染非常严重，而他们已经在那儿工作了十一年，脸部僵硬，似乎有轻微中毒的迹象。光亮和其它一些工人为争取加班费、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而去政府部门投诉过，最后却被老板找人打了一顿。那个大厂区有2000对夫妻工作，但只有一对夫妻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那就是光亮叔五岁的小儿子，叫涛涛，这是因为光亮不断去向老板求情才得以可能的。在青岛，我住了八天，每天晚上，和我同床的秀丽婶婶都很晚入睡，只是紧紧地抱着小涛涛。一天深夜，我对秀丽婶婶说，我们聊聊天吧。秀丽婶婶第一句话就说，“自从宝儿去世之后，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在一块生活的几天里，我从来不敢和秀丽婶婶提起她的宝儿，但在深夜之时，“宝儿”却从她嘴里脱口而出。我突然意识到，悲伤一直在她心里翻滚，但却从来没有人关注她，她只能一个人挺着。她给我讲回到家里，五奶奶抱着她的腿跪下，向她道歉，哭着说，对不起，我把你的儿子给弄丢了。我记得很清楚：五奶奶讲宝儿没了的时候，声音飘忽、轻微。但是她没有给我讲这个下跪的细节。那是没有语言能说出来的。

　　这就是中国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故事，也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最常见的生活模式。

　　孩子们，因为户籍制度，入学制度，因为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没有办法和身在城市打工的父母亲一起生活。中国有三千万孩子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亲情缺失，教育匮乏，我们有一个词汇，说他们是留守儿童。这个词也许有统计学的意义，但他们又如何包含生命的残缺和痛苦？

　　农民工——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特殊的词语——他们来到城市，却不被作为城市的市民公平对待。城市的发展逻辑、制度规划和建设中几乎不包含这将近两亿的农民工的生活。我们只看到中国城市的道路越来越宽，楼越来越高，商场越来越高级，但是，却始终缺少对普通平民和中下等收入人群的纳入和平等对待的理念。

　　宝儿的死同时也暴露了乡村自然生态的破坏，那条河曾经是我小时候和小伙伴玩耍的河，现在由于挖沙者大量挖沙，在河底形成一个个大漩涡，很容易致人死亡。宝儿走了，大人们才意识到小河不再是以前的小河。

　　父母不在，家庭缺席，村庄空置，生态遭到破坏，而传统、道德、亲情、礼俗等，都处于全方位的颓败或消失之中。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活共同体”的中国乡村正在解体，离散的家庭，离散的文化，我们正变得“无家可归”。

　　在准备我的讲稿时我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五奶奶，宝儿，秀丽。他们几乎承载了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和痛苦。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带给乡村的不只是“文明”、“进步”，同时，也还有“暴力”和“掠夺”。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反思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不知道梁庄和我的乡亲们的故事，就很难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增长和繁荣。不知道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里的故事，就很难理解这个世界和世界的未来。

　　何怀宏先生用“中国的忧伤”来传达自己的思考状态，我更愿意用“梁庄的哀痛”，或者说“五奶奶的哀痛”来表达。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历史发展有关，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却又超越于这些，在我这里，它是内在的，有温度的，和一个个生命相关。它也是没有每一个个人，怎么能有世界？也许我们一起对话的意义也在这里？

　　我猜想我们中国和法国有特殊的灵犀。贾樟柯先生《天注定》这样有力而辩证的电影是在法国的戛纳获得编剧奖的。这里我真心期望在座的朋友们能读到我的两本关于梁庄和梁庄人的故事。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读何怀宏先生《中国的忧伤》，了解他作为哲学家对中国的思考；还有阎连科先生的《炸裂志》，他以大胆的笔触和黑色的幽默，勾画了我在上面说到的解体。了解暗处的中国，触摸众多心灵内在的生活，知道他们的翻身和进步，感知他们的忧伤、矛盾和黑暗，由此，抵达中国真实的人生和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中国生命。

（梁鸿：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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