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5月5日——15日，由高和资本等机构资助，卓伦文化、译艺网策划组织、新浪文化独家网络支持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动在巴黎举行，五位中国学者、作家与法国同行进行对话。昨日，高和分享专栏发布了何怀宏的演讲全文，今日继续刊登导演贾樟柯的演讲。)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同行、观众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我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从事电影工作，中国在那个时代经历的变革对我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公共媒体上对这种变革的报道大多是抽象和口号式的，而我个人对九十年代的变革有更直观的感受。比如说，七十年代末中国发生的变革还主要是物质层面的，之前很多人在经历饥饿，在文革刚结束，我六、七岁的时候就体会过那种饥饿。七十年代末的变革让饥饿消失了，但那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没有任何现代物质痕迹的国家，没有电视机、洗衣机、可口可乐这些东西，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都有了，人们感受到并沉浸在物质丰富的喜悦中。但九十年代的变革给人带来的冲击就开始超越物质层面了。到九十年代末，一方面是经济更加快速的转变，这种变革开始渗透到的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大都市影响到了乡村，小城市和乡村正好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另一方面，这次的变革给社会上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都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个社会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在过去，个人被认为只是集体的一个部分，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而已，九十年代的转变开始唤醒一个个个体的价值。这个说起来很轻松，但它在文化深层上的转变其实非常艰难。在变革之初，中国人特别希望我们能很快进入到现代社会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但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一直是不平衡的，经济层面、物质层面和科技层面的现代化得到了自上而下的全力推动，但是人的现代化、个体的现代化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是受到压抑的。对政府或者对执政党来说，人始终是被动员和被组织的一个单位，当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当整个社会希望尊重每一个个体价值的时候，这就和当权者要迅速地控制和组织群众这样的一个执政思路发生冲突。所以我们看最近这些年来的文化，从总体上说，强调个人的价值、尊严这样的人文理论和人文成果没有很好的跟大众接触，它们一直只是局限在一个学术的圈子里。自70年代末开始的一个文化上的觉醒和由此产生的众多的人文成果，事实上都没有被公众很好的传播。这就不免让人感到失望和压抑。
同样，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在中国，数量非常广泛的民众其实对权力和权威，对集体生活是怀有一种深深的依恋，或者说对自我独立有着深深的恐惧，因为权力和集体使他们获得安全感。所以经历了三十年的变革到今天，可能我们的路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在文化上彻底改变的阶段了。这就不可避免会遇到刚才讲的那些困难。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下一个问题，我知道大家希望我讲《天注定》和这部电影背后的想法，我们就以《天注定》为例。实际上《天注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创作上很大的改变，因为过去我拍了十几年电影，大部分人物都是处在一个日常状态里面，唯独到《天注定》的时候拍的是人的极端状态。以前我拍戏都是排斥极端状态的，因为极端的状态不是生活中的主流。过去我电影里的人物都是一种按照儒家处世的方法，比如忍耐和化解。但是最近几年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我们会发现，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什么是一个人最终不能忍耐的，这个背后的逻辑也是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有关系，个体意识觉醒之后，可能屈辱和尊严的被伤害就变成无法忍受的东西。如果我们反思的话，就是我们处世的精神系统里面，除了儒家思想之外，除了大多数人依然遵循隐忍和化解之外，在转型过程中有新的东西进来了，就是面对屈辱和侵害，出现了更多的反抗和暴力。在过去，隐忍是中国人很崇尚的一种精神，隐忍意味着遏制个人的欲望，包括很多正常的欲望。在强调集体主义无视个人的权利生活下，这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法，但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暴力的，是自我施加给自我的一个暴力。比如在《天注定》里面的第二个故事，那个职业杀手的故事，那个故事在中国是争议最大的，因为人们简单地说那是一个不可以被原谅的职业罪犯，你为什么要拍他。看起来他也没有经历什么别人给他的暴力。但是我很容易理解他，因为他的问题并不是生活有多么无望，而是他面对的是无法摆脱的一种生活的平庸。可能一个人的生命在一个平庸的过程里面，他感受到的也是非常强大的一种暴力，这涉及对于个人价值的怀疑和绝望。所以我决定把第二个故事拍出来，就是想把我的一个发现告诉大家，即平静对人的侵害。我不是为他辩护，我只是觉得要坚持文化的角度，这不是法律的角度，也不是道德评判的角度，它仅仅是艺术的角度。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导演不能迷失，不能放弃艺术的角度，放弃对人复杂性的描述，必须坚持艺术的独立。因为道德的角度，法律的角度往往是公众的角度，大众的角度，但是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从艺术的角度看问题。回到前面我们的讨论，我觉得中国社会的改变包含很多层面，有经济的层面，政治的层面，社会的层面，但最后深层的改变终究背后还是依赖文化的推动，如果没有文化观念层面的讨论和发掘，这些问题只能是被回避，而上面那些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改变并不能最终发生效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转型还在艰难的进行。
我还想提到从这部影片让人感受到一个新的危险，就是人们又在重新开始用阶级的观点在理解艺术。特别是更年轻一代在文化上的保守性和退步让人不容乐观。比如说，对《天注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一种是认为你作为一个导演显然不是农民阶层，你就是带着一种猎奇、出卖他们生活的目的去拍这个电影的，这种评论背后的潜台词是一种阶级论。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天注定》是一部鼓动民众暴动的电影。没有人真正注意到这是一部关注个人危机的故事，个人在生活里面孤立无援，这是人的基本处境，或者更宏观说是人类基本的处境。即使没有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人也是孤立无援的，因为人会老去，最终会死亡。《天注定》只是想通过一种极端状态表现出人的这种处境。
最后一个问题是人们常议论的艺术边缘化问题。多少年前这确实是我的一个困境。事实上对我来说，真正好的艺术不会被边缘化。所谓边缘化，在电影的标准无非是能不能播，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少观众入场，今天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人们在谈论边缘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用一种讲求效率的思维方法，就是在有效的时间里面，快速的被更多人了解，这是商业和资本的逻辑，但对于文化、艺术来说，没效率也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慢慢来。比如说我接触到梵高的艺术的时候是在1991年，那时候我刚开始学美术，中国也开始有它的介绍和出版物，包括他的传记《渴望生活》，包括他弟弟写的回忆录，这些东西对我们那一代艺术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91、92年的时候，梵高死了已经超过一百年了，依然不影响他的思想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追求文化上的效率。文化、艺术的价值在于它存在，只要能够存在，它的价值可以通过这个社会比如推动教育系统，学术系统，最后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比如中国的古代社会，那时的典籍都是刻在竹子上的，都没有大量印刷，能够拥有这些典籍的人很少，但是社会可以通过教育系统或其它很多系统来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担心电影的观众少就会出现什么边缘化，只要不是灭绝性的压抑和销毁，只要能被人看到，它的作用和价值就会产生。
对于我来说，我依然会把镜头对准在中国的巨大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个个体，至于我的作品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只需把握两个东西，一个是真实，一个是对自己工作信任的意志力。当我把镜头对准某一个人的时候，我对准的是所有人。
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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