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轻率

2014年05月13日09:41   文化专栏  作者: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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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份,村上春树在推出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时,修改了《Drive My Car》中的地名。该小说描写了一位二十四岁的女子,在驾车时将点燃的香烟扔到车外,并说:“也许在中顿别町大家对于乱扔烟头已习以为常了吧。”六名町议员联名抗议,村上春树无奈发表声明称其深表难过与歉意,并在出版合集时将“中顿别町”改为虚构的“十二滝町”。村上春树的这种轻率并非偶然,而是他长期以来迎合读者,追求销量的结果。

  性描写,是村上春树小说中最大的“噱头”。成名作《挪威的森林》详细描写过的性就有十次以上,性心理、“露点”描写、关于性的议论等比比皆是,如果删掉与“性”有关的文字,篇幅会减少四分之一以上,他的小说也就索然无味了。在《献给已故的公主》里,“我”和她躺在一起,“我”的性欲腾起了;《挪威的森林》即将结尾时,铃子风尘仆仆地赶来和渡边做爱。为什么要突兀地写性呢?原来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里,男女只要碰到一起就可能产生“性”趣的火花。形形色色的女性参与了“性”事,人物的性心理也千奇百怪。  写性本无可非议,精巧的性描写会使小说更丰满,更有味。但村上春树的性描写就像是大颗盐粒,非常粗俗,非常直裸,感官刺激特别浓。

  类似《Drive My Car》中的常识误导,在其他小说中也非常多。《IQ84》里的主人公牛河认为抽烟有理:“连两三天之后的命运都不知道,却要为十五年的健康忧心,有何必要?”安达久美生日,同学送来大麻,她劝天吾吸毒:“从医学角度看,几乎是没有危险的。虽然不能说肯定不会上瘾,但是和香烟、酒、可卡因之类相比,要弱得多呢。司法当局声称会产生依赖性,但那根本是牵强附会。要是这么说的话,弹子游戏机要危险得多。”大麻在她看来,有多种好处,维多利亚女王即用来治疗痛经。借用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之口说出的话,对读者有着直接的“潜移默化”。  有人说村上春树的语言很简洁,也有人说他为了营造气氛而啰嗦。但笔者觉得,村上春树就像一个长舌妇人在絮絮叨叨。《舞舞舞》篇首讲海豚酒店又破又小,用了近两千字,夹杂大量的赘述,加上简单情节的堆砌,便构成了村上春树的“煌煌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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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畅销烂书作家”的埃德加·华莱士没有作品可以传世,但他发明的“埃德加·华莱士情节发展转轮”却成为永久的笑柄。在情节构思上遭遇瓶颈,或是临时需要一个出人意料的情节转折时,只需要转动该轮,读一下窗口出现的文字即可。而在村上春树“转轮”中出现的,往往是一场性事、一个离奇人物。这种笔法被屡试不爽,克隆出了庞大的作品体系。

  我很认同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宇佐美毅的观点,村上春树小说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强烈的主题及目的性。《海边的卡夫卡》 自始至终没有交代父亲的罪孽,父亲的形象暧昧、模糊、不确定。卡夫卡在无意识中杀了父亲后,一步步勾引母亲,他单刀直入地说:“佐伯女士,和我睡觉好么?”佐伯答:“即使我在你的假说中是你的母亲?”卡夫卡说:“在我眼里,一切都处于移动之中,一切都具有双重意味。”他借模糊的“双重意味”,成就了一段乱伦故事。

  在日本,村上春树的作品虽然畅销,但并不被文学界看好。大江健三郎认为他的作品充满了内闭式个体的失落、孤独、空虚、怅惘等颓废情绪,人物缺乏社会意义。三好将夫甚至认为他是个玩世不恭的写手,没有任何词句出自灵感或内在冲动这一传统创作动机,他说:“只有极少数人才笨到用力读他的东西。”一些“90后”读者认为他的小说矫情、意淫、无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主人公那么土,说话那么没有技巧,却能把女人从酒店里带到床上。  媒体和评论界热捧村上春树,极尽浮夸之能事,更是直接误导了读者。前年诺奖莫言胜出,不少人还力挺村上春树,并指责诺奖的习惯性错误就是错过轻逸和轻盈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一定程度上还有卡夫卡。这些人可能没有认真读过村上春树的几部作品,但热衷于以销量反证文学价值,将自己降格成追星族的水平。其实唐家三少、琼瑶、金庸等人的作品更加畅销,可并没有被他们盛赞,大概是因为中国的月亮不那么圆吧?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语言很美,曾经在仓颉造字时哭泣的鬼神就会大笑了,长此以往,今后年轻一代的阅读和写作又将是什么图景?阎连科曾对过度拔高村上春树表示担忧:“我内心里害怕村上春树成为经典,那经典的标准就要改变了。”当在读者心里村上春树和托尔斯泰一般高时,世界文学也就无需再谈经典和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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