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读散文大家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几乎可称得上一场冒险。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他经历了抗战流亡和内战流徙，在台湾辗转多年后又移民出国远涉重洋，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剧烈波折与变迁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也催生了这部底蕴厚重、令人不忍释卷的作品。
王鼎钧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不仅因为他是这些重要年代的亲历者，更因为他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从来不曾虚妄，而是妙笔直录自己最真实的见闻和感受——“我说出来的都是实话。叙事，我有客观上的诚实；议论，我有主观上的诚实。”虽已至耄耋之年，他对文学的赤诚之心丝毫未减，并仍创作不辍，以文字为世人留下更多关于时代的见证。
“一个写回忆录的人，他的上帝就是天下后世的无量读者”
记者：您多年的写作从未离开自己生活、思想的现场，所写、所感也从不虚妄。对您而言，似乎“在场”一词始终贯穿在写作之中。可否请您谈谈对于散文“在场性”的理解？
王鼎钧：“在场”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当年学习写作，从写实主义入手，写实主义强调观察、调查、访问，轻视想象和“滥情”，我的天资秉赋正好用得上。虽然它也给了我一个限度，但是我觉得自己“在场”的题材已经写不完，够我忙的了。前贤留下的一些名言也鼓励了我，像“天才不需要他没有的东西”，像“平生所见的景象，不忍时间的流沙将之埋没”，像“现实比想象更丰富诡奇”之类等等。
“在场性”是个新词，当年文坛的用语是“临场感”，作者亲历其境，感受到性灵的摇荡，透过作品，把这种张力和气氛传达给读者，使他们“如临其境”。当年的临场感也说，作家凭着他的天分，也可以设身处地，进入间接经验，如临其境，然后透过作品，使读者“亲历其境”。
“在场性”对散文特别重要，因为散文的特点在“真实”。诗和小说也真实，那该是主观上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而散文既需要主观上的真实，也得有客观上的真实。如此这般，“在场性”比较重视客观的真实，“临场感”比较重视主观的真实，在我心中，两个名词有了细微的分别。
近年来，台湾文坛也曾辩论散文是否可以虚构，我主张美文可以有虚构的成分，纪实则否。也就是说，美文表现临场感，有时以虚构为手段，纪实完成在场性，以真实为依归。受“在场”局限，本是我的弱点，等到写回忆录，在场就变成了我的强项。我避其所短，取其所长，最后决定不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四卷回忆录。我的回忆录中也用上了美文修养，那是技术末节，不是全体大用。
《回忆录四部曲》记者：从以往的阅读体验来看，回忆录题材往往会出现过度自我和过度他者的视角，或可归咎于暮年时的自我总结、自我清洗，或是希望以一己之力“客观”地称述所经历过的时代洪流，而在您的作品中，似乎这两种倾向都比较少，虽然从自身出发，论事却很少褒贬，而是提供自己独立、清醒且幽默平和的视角，是否在写作时对此有所考量？
王鼎钧：写回忆录，有人为了报仇雪恨，用自己一支笔实施末日审判，有人浓妆艳抹，另外创造一个自己，供人尊重羡慕，有人薄利多销，最后一次出卖自己和朋友。
我的动机比他们简单，我只是要人家“知道”我一生的经历，有个交代。文字有三大功能，一，使人“知”；二，使人“感”；三，使人同意。我只要使人家知道就好，所以我努力说明事实，尤其是事实的细节。
情感不是事实，例如说，“我的太太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只是表示我很爱自己的妻子而已。意见也不是事实，有人说“张三侮辱了李四”，有人说“张三惩罚了李四”，都没有说明事实，事实真相是张三打了李四一个耳光，侮辱云云，表示张三不该打这一耳光，惩罚云云，表示李四应该挨这一耳光，如此而已。
虽然我一生漂流，饱受刺激，心中有很多很多情感和意见，我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努力避免以情感、意见代替事实，我假设读者大众只需要事实，并不需要我的情感和意见。既然写的是散文，我仍然需要文学的修辞技巧，但我的心态更接近史家，我从英国的罗素那里学到一些窍门，文学增加生动活泼，对事实毫发无伤。
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里创造了一个人物，自称是“上帝的间谍”(朱生豪的译文)。这句话启发了我，间谍锐敏，细密，超出自身利害，不作判断，也无须感慨，他只是让老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不同者，这个间谍效忠的对象不是一家一姓，而是上帝，在我看来，一个写回忆录的人，他的上帝就是天下后世的无量读者。
“如果梦也像作品一样，这些梦有一个总主题，恐惧”
记者：在文本背后，虽为事件的亲历者，但您所经历的社会迁徙和变动是极其复杂和繁密的，不仅需要大量资料的查阅、确证，而且完全以第一人称来书写的话，难度非常大。在阅读中，也常有这样的感受，您将事件、经历和史料编织在一起，读来却没有丝毫拼贴的痕迹，文气行云流水。
王鼎钧：这是因为许多事件、经历和史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并吞了它们，浸透了它们，一只无形的巨掌糅合了它们。“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两者并不相干，可是我们读了，俨然是五更鼓角撼动了三峡星河，人声天象交感，发出暗示，教人彷徨不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两者也不相干，可是我们读了，觉得鹦鹉、凤凰的色彩鲜艳丰富，但见一片灿烂散布在黄色和绿色的背景之中，形成奇异的图案，恍如一幅抽象画。
我们几乎可以假设，杜甫是先有了某种不安的感觉，然后有了五更鼓角、三峡星河这一个“颔联”，他是暂时放下忧患意识，进入审美境界，才有鹦鹉、凤凰这一个“颈联”。
这个无形的“东西”，我们的先贤有人称之为“气”，它充塞于天地之间，经过作家胸中，汹涌而出，洋溢乎作品之内。散乱零碎的事件、经历和史料在“气”中结合为一个有机体。批评家的工作是探索这个有机体结合以前的模样，一经分析，“气”就散了，所以说“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断”。“气”当然是看不见的，我只能自言自语。
我的回忆录第一卷《昨天的云》，少小时期，心智还没有成熟，有家庭和乡党替我承受压力，况味如饮乳，气如泉涓涓而始流。第二卷《怒目少年》，在国难中渐渐长大，战时流亡，宛转难伸，其况味如饮水，气如江流回似九曲肠。第三卷《关山夺路》，无可如何之遇，逆天逆势，麻木中与命运决斗，况味如饮酒，气如江河万里、挟泥沙以俱下。第四卷《文学江湖》，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疗伤止痛，修补残破的人格，安身而不能立命，况味如饮药，气如聚水成渊，郁结蒸腾。四卷的文字风格因此略有不同。
王鼎钧接受龙应台采访记者：在作品中，您写到很多文人、知识分子，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第一卷中的疯爷，他所代表的形象虽然是旧式知识分子，但您所着笔墨却很多，且能真切感受到他对您产生的长远影响。在他的身上似乎能够折射您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些期许？此外，在动荡时代，您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如何面对和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王鼎钧：疯爷是“在一个即将消逝的社会中，带着模糊纷乱的原罪，找不到救赎”，我在写疯爷的时候，介绍了他的伯父写的那篇骈体小序，也曾约略点明。他之所以在我的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恐怕是因为我在潜意识中也有同样的恐慌吧？恐怕我的父祖一辈，很多人都有疯爷心态吧？毕竟大家是同一个“阶级”的人啊！虽然我那时年纪还小，我的感觉比同辈的伙伴敏锐，只是很久很久以后，才有能力清晰表述。
我在第一卷写疯爷，并未含有对知识分子的期许，直到第四卷写胡适，我对知识分子只有惶惑。我觉得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对付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他们有出色的成就，他们努力防止动荡，他们的方法并非绝对有效，如果一旦“动荡”了，他们只能埋藏知识，为下一个和平安定的时期留下种子。当然这是我短短几十年的感受，不能说明源远流长的历史。
记者：您曾多次提到梦境，既有少年时不谙世事的困惑，也有青年时不知前景的迷惘，更有壮年时颠沛流离的惊惧。这些断续的关于梦的碎笔让我想到，在那个世事被急剧压缩、迅速腾挪的年代，是否对您而言，许多早已时过境迁的旧事，当时亲历时有梦境一般的不真实感？如果有的话，这样的“不真实感”，又是如何在几十年后催生了笔录真实的必要性？
王鼎钧：我最近出版了一本《纽约日记》，里面记述我出国后的“惊梦”，这本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您还没有看见。
如果梦也像作品一样，这些梦有一个总主题，恐惧。您从我的回忆录里可以知道，我遭遇许多危险，当时不知道害怕，来不及害怕，后来反刍，越想越胆战心惊。我的梦是“潜意识的伪装和变形”。
我从一本前人的笔记里读到一个故事。雍正做皇帝的时候，朝中某一位大臣很受重用，后来派出去治理一方，大权在握。他有一个亲信随从，多年来不离左右，有一天忽然提出辞职，大臣再三挽留。这人和主子相处多年，有了私人感情，他就老老实实地说，他是雍正皇帝派来的秘密警察，负责监察这位大臣的思想行为，按时直接向皇帝报告。这么多年下来，皇帝知道这个臣子忠诚不二，下令停止秘密调查，他奉王命归队，留是留不住的。
这位大臣送走了皇帝派来的密探，慢慢制造条件，申请退休。他回到老家，田园之乐一样也不缺少，可是越想越害怕，怕得发抖，他从此得了一个毛病，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发抖，他知道这病无药可医，也不看医生。故事到此为止，不知后事如何，也许他发抖一直到死，也许他活到耄耋之年，生命力即将耗尽，这毛病不药而愈了。
我是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才知道害怕，才想起这些乱梦对我很有意义，做梦，就是我在发抖。我相信“梦是潜意识的伪装变形”，这些梦才是“真实”。我在受写实主义熏陶的时候并不觉得人生如梦，那时的说法是，历史“必然”沿着一定的轨道发展，清晰准确一如科学。晚年受佛教影响，我在《怒目少年》的后记里有个说法：往事如烟，烟已成风景，往事如云，云已化甘霖，往事如水，水利生万物，往事如风，风制造气候。我的意思是往事并不虚幻，只是转化。
“今后文体的变革可能由传播媒体造成，而非由作家管领”
记者：在回忆录的写作中，比较常见的形式是以时间和事件的顺序进行叙述，而在您的四部曲，特别是前三部中，拥有相当清晰的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的叙述逻辑，整体看来，似树木，又似藤蔓，枝干蔓延，叶片丛生。最后给我个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除却时代洪流，更多是一个个鲜明立体的个人形象。对您而言，这样的结构用意何在？
王鼎钧：我看到这个问题精神抖擞，“得失寸心知”，您这位行家却是洞若观火。人生如一线延长，这条线并非长宽均等，有些地方特别宽广肥大。譬如远行，全程是一线，沿途经过公园，古迹，翻过山岭，渡过大河，我们写游记，对这公园、古迹、山岭、大河，就要放大照明，多占篇幅。因此我的回忆录，整本像编年，每一章像记事本末，这是“内容决定形式”。
还有，我一生和报纸的文学副刊有不解之缘，我希望回忆录能在副刊发表，今天的读者没有耐性，副刊不能有长篇连载的散文，我得适应副刊的特性，写成可以独立发表的单篇，这是“传播方式决定形式”。我曾在报纸、广播、杂志、电视四种媒体工作，深知传播工具如何增强了文学作品的流布，也深知传播方式如何限制了作家的自由。我曾劝告文学同行，今后文体的变革可能由传播媒体造成，而非由作家管领。
剩下的问题是，这些单篇如何能成为一个整体？如何能不是一些断简残篇？这得靠前面所说的那个“气”，那个大背景，藕断丝连，青山断处青天相连。这个特色，在第三卷《关山夺路》最明显，我在写第三卷的时候废寝忘餐，不能自休，写完以后如同害了一场热病。我听说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进入这样的状态，但是我仅有这一次经验。
记者：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这几十年的经历，是由“这一半”和“那一半”拼凑而成，有人只看见一半，而您亲见了两半。这样曲折的经历，也造就了您作品的独特性。看书时也在想，这一路过来的种种选择中，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小至个人，大到社会，其实由偶然性而造成决定性改变的情况并不在少数，这也是回忆录中令人颇为感慨的地方。
王鼎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少小时，唯物史观是显学，他们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有说服力。后来到台湾，有些历史学者强调历史发展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也举出许多例证。他们的著述我都有涉猎，不能取舍。我想，也许两者都有吧？降低一个层次说人生，如果历史的发展必然，人的一生经历是否也出于必然？我想，就宏观而论，例如人皆有死，那是必然。就微观而论，有人从七层楼上跳下来摔死，有人从七层楼上摔下来却没有受伤，这就有了偶然的成分。如果人生有偶然，帝王将相也是人，他们是否也偶然遭遇了什么、偶然决定了什么，以致左右了历史的发展呢？
再降低一个层次说文学，写实主义强调必然，我们当年讨论小说写作，一句“不合理”排斥了多少情节。可是现代主义来了，它认为人生没有秩序，充斥偶然和混乱，小说情节的发展无须必然，只要有此可能，即使可能非常之小，写小说可以把在逻辑上毫无关连、互相矛盾的事组织在一起，称之为“经过设计的混乱”。
写实主义，现代主义，都产生了许多名著，我也都没学好。
再降低一个层次，说到我的回忆录。您会发现，大环境必然如何如何，当这个必然成为灾难的时候，人祈求、依靠小小的偶然。我一再遭逢危险，危险必然发生，我度过了危险，幸免出于偶然。举例来说，兵凶战危，解放军进了我们的驻地，必然先丢进一颗手榴弹，可是这颗手榴弹却偶然没有爆炸。当年国军大崩溃，残兵败将各不相顾，那位指导员必然给我一个假地址，可是我拿着假地址走投无路的时候，旧日同事朱少校偶然从那里经过，指点迷津。“偶然”没有理性，没有公道，不能复制，它只是“调剂”了必然的单调和一律。但是我需要有个解释，我回到宗教。
“必然”是一种宿命论，照您提问的语气看，今天的青年才俊好像走出了那个宿命的阴影？但愿如此！
记者：在读他人的回忆录时，同时也是自己关于同一段历史认识的重定义和再覆盖，并因为回忆录的强烈个人色彩，喜欢这部作品的读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人生观、世界观上与作者契合的。这似乎是回忆录与其他写作很大的区别所在。这种感受，不知您是否留意？
王鼎钧：我自己并非如此。我来到美国以后，可以敞开大门读禁书，曾经广泛搜求别人写的回忆录，包括一些没有出版的影印稿，虚心阅读。此间对华人的分类有所谓“左、中、右、独、统”，大概是仿照当年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越是立场不同、背景不同、历史记忆不同的人，我对他的回忆录越有兴趣。
我读别人的回忆录，希望扩充自己的生活经验，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并非寻求声气相通，合唱共鸣。我很想知道跟我不同的人怎么活，我既不能再世轮回做另外一种人，也不能灵魂出窍钻进别人的肉体，我只能读那个人写的书，尤其是他写的回忆录。我读这些人的回忆录，等于让这些人都替我活了一辈子，扩大我这个人的境界。
我之所以下决心写这四部回忆录，也是在盘点之后，自问有些微物，能够以自己的寸长补他人的尺短。我不选边，不排队，以当时的写作环境，甚至不考虑能不能出版。也许如您所说，读他人的回忆录，“寻求自己关于同一段历史认识的重定义和再覆盖”，读者在很大程度上，“人生观、世界观与作者契合”，因此、我的回忆录在台北并未得到文坛主流的欣赏。也许如我所说，“读别人的回忆录，希望扩充自己的生活经验，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让这些人都替我活了一辈子”，反倒是许多隔代的年轻人表示喜欢。
北京三联推出这一套回忆录的简体字版，中国大陆上的爱书人热情很高，出乎我意料之外。再想一想，也在意料之中，大陆上的读者对书中一切很陌生，容易接受新内容输入，不经过推挤腾挪，这跟台湾的年轻人喜欢这一套书，原因极其相似。
我老早说过，一本书有它自己的因缘，有它自己的命运，作者应该放下牵挂。但是，我的书能够得奖，能够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我还是非常高兴，引以为荣。我也老早说过，所有的文学奖都是肯定文学这个行业，都是对所有的作家表示器重，得奖人有幸做了代表。文学好比花朵，需要施肥浇水除虫锄草，时至今日，我感谢还有人这样大力呵护弱势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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