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些年文化产业成为资本投资的热门领域，提起文化产业发展，最经常作为参照的是韩国的文化产业，本文反思了韩流在中国流行的背景；韩流汹汹，并非一日之“韩”，看看到底凭什么韩流能够征服亿万国人的心。
2001年大热的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海报图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张慧瑜
“韩流”的出现与后冷战变局
韩流在中国的流行，与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有着密切关系。后冷战的“后”有两个含义：一是冷战体制的终结，冷战是指从二战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各个层面的对抗，这种对抗以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结束，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超级霸主；二是冷战意识形态的终结，苏联的解体代表着列宁-斯大林以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人类的唯一选择，这也是福山“历史终结”的意思。韩国与冷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说韩国这个国家就是冷战的产物，朝鲜战争是发生在冷战分界线上的“热战”，最终造成朝鲜和韩国的分离。朝韩的特殊之处在于，冷战后东德、西德合并了，欧盟出现了，而亚洲依然延续冷战状态，比如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东亚没有进入后冷战状态，随着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及90年代的冷战解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冷战对抗基本消失了，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交本身就是后冷战到来的标志。而以韩流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在中国兴起也是后冷战的结果。
我们现在把韩剧、韩国电影在中国的流行说成是“韩流”，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是朝鲜电影，比如《卖花姑娘》、《无形的战线》等，直到80年代之交，还有一部朝鲜的电影系列片《无名英雄》在中国也很流行，对2009年热播的谍战剧《潜伏》都有影响，导演姜伟说《潜伏》就是向《无名英雄》致敬。朝鲜电影在中国消逝、韩流在中国浮现，这正好代表着从冷战到后冷战的变迁，也意味着中国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引进转向对欧美、日本、韩国等资本主义文化的接受。80年代，先是港台的流行歌曲、电视剧进入中国，还有日本、美国的大众文化，这些文化成为中国想象“外面的世界”最直接的经验。本来港台文化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这些都是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文化形态，而现在“韩流”作为后起之秀，取代了香港、日本流行文化在亚洲的主导位置，呈现一种逆向流动，“韩流”影响日本流行文化、在欧美也产生一定影响力。
这些外来的流行文化从东南沿海登陆吹遍大江南北，一方面催生出中国本土的流行文化，另一方面也对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化、文艺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冷战时期在文化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体制的对抗，一种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计划经济形态的文化生产方式，一种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以市场为核心的文化工业的或文化产业。这样两种不同体制的文化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维系各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从德国逃到美国之后，发现美国社会的特点就是有强大的大众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就像社会水泥，对资本主义大厦起到凝固、加固的作用。这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维护社会主义体制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文艺领域发起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永不变质。
韩流说到底也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形式，比如韩国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网络游戏，等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大众文化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商业文化，以利润为导向；第二是民营资本为主，以资本为导向；第三是面向主流消费群体，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主流大众就是中产阶级，这一点中国是不同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只是少数，所以大众文化在中国变成了少数人的文化。成熟的大众文化往往是社会文化心理的晴雨表。大众文化虽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但成熟的大众文化应该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触及社会困境、想象性地解决社会矛盾。另外，大众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形态，之所以如此重要与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有关。后工业社会是一种去工业化的、产业中空的社会结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都成为后工业时代的支柱产业。韩国、台湾、香港等昔日的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制造业转移到大陆之后，实现了后工业转型，文化产业也随之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重点推动的产业形态。
韩国电影的崛起
在韩流中，韩国电影又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韩国电影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崛起，至今已经成为少有的可以在本土市场与好莱坞平分秋色的地区，而且近些年韩国电影业尝试走向国际。2014年初，有一部韩国电影《雪国列车》，改编自法国动漫，由韩国出资、韩国导演、好莱坞演员共同完成。这部电影显示了韩国电影人的制作水平，可以像好莱坞一样完成国际化生产。90年代中后期韩国电影的崛起，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了垄断韩国电影业的大财阀集团(如三星、现代、大宇等)，这种财阀资本主义也是东亚社会的特色，如日本、台湾、香港等都是大财阀体制。随着这些大财阀退出电影业，韩国出现了许多独立制片公司，如许多成名导演甚至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掌握制片和发行权；第二，政府为了增强韩国电影的产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于1998年取消了原有的电影审查制度，开始建立类似好莱坞的电影分级制度，并于1999年成立专门的“电影振兴委员会”；第三，1998年12月1日，1000多名电影人在首尔光化门大厦前的广场上召开“谴责消灭韩国电影阴谋大会”，这就是韩国电影人的“光头运动”，抗议“韩美贸易协定”废除银幕配额制度，坚持每年上映106天以上韩国电影的银幕配额是保护韩国电影的底线；第四，带动韩国电影起飞的是生产好莱坞式的本土商业大片。如1999年姜帝圭自编自导了韩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本土大片《生死谍变》。这部影片耗资350万美元，最后票房总收入(包括票房、录像带和出口)超过3500万美元，一举打破1997年《泰坦尼克号》创下的韩国本土最高票房，观影人数也达660万人次。由于是韩国电影第一次打败好莱坞，因此给韩国电影人很大的鼓励。
韩国大片中比较突出的商业片类型有两类：一是谍战片。新世纪以来半岛题材成为韩国大片的重要主题，如《生死谍变》、《太极旗飘扬》、《朋友》、《实尾岛》、《欢迎来到东莫村》、《共同警备区》、《结义兄弟》、《到炮火中去》等都是获得高额票房的影片。这些谍战片中，韩朝间谍从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变成了一种兄弟关系，呈现一种后冷战式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和解。这种“兄弟”情谊还被用来呈现在韩国社会中涌动的某种反美情绪，如《欢迎来到东莫村》尾声出现的韩朝联合跟美军作战的场景，这与1998年金大中政府对朝鲜采取比较有包容性的“阳光政策”有关；第二类是灾难片。近几年来，随着韩国电脑特效的成熟，如灾难片《汉江怪物》、《海云台》、《第七矿区》等影片在技术和叙事上越来越和好莱坞灾难片不相上下。
《隐秘而伟大》讲述南北分裂时期，朝鲜间谍元流焕（金秀贤饰）被派到首尔后发生的故事与好莱坞电影相似，韩国电影最成熟的地方也是找到了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叙述方式。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2013年的《恐怖直播》。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工作失意、与妻子离婚的电视主持人意外地与汉江大桥爆炸案的恐怖分子电话连线，一场与恐怖分子的现场直播成为最引人关注的媒体事件。这个以为拿到独家新闻即将升职的主持人尹荣华，在与扬言要继续制造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周旋的过程中，逐渐从不顾民众死活的总统、飞扬跋扈的警察局长、只关心收视率的媒体上司的世界中清醒过来，最终认同于这个替作为工地工人的父亲索要总统道歉的恐怖分子。第二部是2013年底放映的《辩护人》，在网上有很多中国人喜欢这部片子，认为真实反映了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历史。这部电影根据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事迹改编，讲述了一名律师不惧危险替被军政府逮捕的釜山大学生辩护的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电影前半段叙述了这个出身底层的律师如何奋斗成中产阶级的过程，他高中辍学，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后来自学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又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很多钱，过上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他本来对电视上或窗外的民主化运动漠不关心，直到机缘巧合，被卷入一起大学生因传阅进步书籍而被捕的案件中。影片后半部分就呈现他是如何为这些大学生做无罪辩护的。这部电影很好莱坞化，讲述小人物反抗强权、专制的故事。可是，影片把韩国民主化运动处理为中产阶级与学生联合起来对抗专制独裁政府的故事，仿佛现在自由民主的韩国就是中产阶级与青年学生一起创造的，从而遮蔽了工人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韩国民主化运动中，工人阶级是重要的参与者，但从电影中几乎看不到。从这里可以看出韩国电影讲述故事的能力很强，很会以中产阶级为中心来讲述故事。相比之下，中国电影的叙事比较混乱，甚至这种混乱本身成为中国社会没有价值观的表现。
最近，中国与韩国签订了一个中韩合拍片的协议，这个协议和2003年大陆与香港签订的CEPA协议、2011年大陆与台湾签订的ECFA协议有点像，就是中韩合拍片享受“国片待遇”，不受配额的影响。这一方面呈现了中国与韩国经贸之间的紧密关系，另一方面也呈现了韩国也在像香港、台湾等其他的亚洲四小龙一样，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外围国家和地区，韩国也在台湾化和香港化，这恐怕是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调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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