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认识一座城市应当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在当代中国，进入城市空间并非难事，而进入城市的时间似乎尤为艰难。在“过去”与“现在”上，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对“现在”情有独钟，拆迁与重建反复进行，城市的施工现场处处可见，城市总呈现出一幅动荡不安的面貌，城市历史被粗暴抹去。
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祝勇
对于一个城市的认识应当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进入城市的空间不是难事，而进入城市的时间则并不容易。因为时间始终在逃逸，我们只能看到“现在”，时间的来路和去处，则都隐在黑暗中。而所谓的“现在”，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法度量它的长度——是一秒钟，一分钟，还是一小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是抽象的、时时更换的、不稳定的，而“过去”则是永久的和具体的，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所有消逝的事物都将在“过去”聚集。
所以，在我看来，所有的城市都是属于过去的——一分钟以前的“过去”，或者100年以前的“过去”。时间没有起始点，于是，我们回顾的目光可以无限延长。一座城市为我们的视线提供了奔跑的场所。视线延伸得越长，说明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想象越是复杂和生动。空间是时间的容器，消失的时间将在城市的空间中留有痕迹。所以，时间和空间可以合二为一。从理论上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阅读，应该同时完成对城市时间的阅读。
遗憾的是，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们对城市的特质缺乏起码的认识。他们似乎对“现在”更情有独钟，为了与“现在”保持同步，我们的城市总是以一幅动荡不定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工地，拆除与重建的工作反复进行，具有传统价值的老房子遭到唾弃，推土机用粗粝的嗓门宣读它的判决。“传统”变成了尸体，很快便腐烂消失。“过去”与“现在”彻底断绝了关系。
资料图漂泊不定的“现在”，使我们永远站在一个点上，而不是一条延续的线上。这使我们四顾茫然，孤立无援，既不了解来路，也无法判定去处。浮华都市里隐藏着“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原始困惑。吊车高高在上却摇摆不定，无法承担为芸芸众生指明方向的重任。
我们不仅对“现代化”进行了误读，而且混淆了“现代化”与“全球化”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时间过程，是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条通道，而这个所谓的“现代”，既无固定模式，也无技术标准。每个国家都在各自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想象，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或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终极状态是与西方国家完全一致，或者整个世界现代化的终极状态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全球化”。
而“全球化”，应当是一个全球文明的互动过程，是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参与下共同完成，而并非以西方为主导的一个单极化的过程。将“现代化”的目标转嫁给“全球化”，表明了以空间战胜时间的企图。北京已经变得与纽约越来越像，一个抵达北京CBD的人可能认为自己还没有离开纽约，而北京的传统人文风貌，已经所剩无几。我们自行消灭了自己的记忆和传统的同时，也交出了参与“全球化”的主动权，变成这项游戏的被动参加者。
2004年，我和美国摄影师Kim Roseberry决定合作出版一本书，借此表达我们对侵犯城市历史的粗暴行为的不满。自从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制定“梁陈方案”以来，这个话题始终未曾泯灭，这表明城市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剥夺记忆的行为仍在持续。作为物化的“过去”，我们希望有价值的城市建筑能够得以保留，好让“现在”能够从“过去”中获得动力，使中国的历史记忆能够不断得以重温和延续，使未来能在历史的声援下更加健康和完美。我们最初的行动是从成都和昆明开始，然后逐渐向全国拓展。两年来，我们奔走于许多城市的建筑工地，目击了摧毁传统建筑的惨烈现场，并在一再遭受拒斥的情境下，完成了拍照和采访的工作。城市的不幸成全了我们，大量惊心动魄的照片因此而生。它们将永久记录着中国城市永久无法愈合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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