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金融部部长。
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知识分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传统知识分子不仅通过仕途实现“致君尧舜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更有一批知识分子以乡村建设为己任，以清晰而坚定的家国意识、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历史使命感、以儒家济世弘道的伟大抱负、以沉潜勇猛的精神气质、以切实简易粗朴直接的平民风格和学术风范，深入民间，广施化育，对中国的传统乡村治理和思想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明中晚期逐渐壮大的泰州学派堪称典型代表。宣朝庆教授的《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一书，对泰州学派的思想传承、乡村建设和平民讲会的实践，做了深入而系统的梳理，为我们以当代乡村治理眼光审视和借鉴泰州学派的精神遗产提供了最佳文本。
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包含着五个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基本理念：第一，是以宗法制度作为乡村社会治理与救济的基本制度。第二，以文化伦理教化为乡村治理的基础。第三，以乡土社会内部激励与约束作为治理工具。第四，以儒家乡土精英和底层人民的结合作为维系手段。第五，以乡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法治基础。中国古代传统乡村治理的实践历史非常悠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经验以往我们都是简单地当作封建糟粕而加以批判，但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传统乡土社会的治理当中还有一些很值得汲取的精华，要批判吸收，而不是一味地否定。
我国传统乡村具体通过族谱、祠堂、义庄、义田、社仓、乡约、义学等方式来加强治理，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加强乡村的教化和道德伦理约束，使中国在传统上在“皇权不下县”的前提下实现了对基层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提高了大面积乡村的社会黏合度和凝聚力。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们，广泛地参与了以上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把儒家的传统思想精髓融汇渗透到这些具体的乡村治理机制中，对乡土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平民讲学是实现乡土精英向传统乡土社会渗透的重要途径，也是这些平民知识分子自觉的乡村建设实践之一。讲学的传统是中国古代乡土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互相结合的重要之举，通过这种机制，乡土社会中的知识精英与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达成了很好的沟通，这种沟通对于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和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明代的泰州学派在平民讲学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影响力。泰州学派以王艮(心斋)为代表，一批乡土知识分子到农村讲学，为劳动人民传播思想，在平民中开展启蒙运动，在当时影响很大。王艮是王阳明的学生，文化水平并不高，他认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用愚夫愚妇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解释圣贤之学，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些人深入民间讲学，且都在人格上具有勇猛无羁的品质，如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等。这帮知识分子志不在当官，志不在成为大学者，而在于教化平民。泰州学派知识分子的乡村讲学实践，实际上对于民国时期的梁漱溟先生这帮人影响非常大。
泰州学派的哲学基础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其核心乃是“致良知”学说与“知行合一”学说。王艮发挥了王阳明“满街都是圣人”的思想，认为“人人可以成圣贤”，因此泰州学派思想家们的气魄都很大，抱负都很高远，认为即使是匹夫匹妇，也可以成圣成贤，这与禅宗提出的“人人皆可以成佛”抱同一宗旨。泰州学派又发挥了阳明“百姓日用是道”的理念，追求在寻常日用中发扬儒家的圣贤精神，在社会底层弘扬圣道，这种“民间行道”的精神，直接启示了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泰州学派又极具理想主义，他们要致力于建构一个理想国，建构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因此无论是罗汝芳、汤显祖的“君子国”，还是何心隐的“聚和堂”，均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理想主义实践，在中国乌托邦思想史和实践史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无疑地，泰州学派这种“掀翻天地”“赤身担当”的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是极为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他们的革命性、批判精神、平民精神、“大人造命”的使命担当精神，都是值得借鉴和传承的。但是泰州学派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宣朝庆教授在高度评价泰州学派精神的历史价值的同时，也非常深刻和客观地指出了泰州学派的内在弊端。泰州学派在对阳明心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偏转，成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因此泰州学派诸公虽有“掀翻天地”的勇气与魄力，但是最终流于空疏狂妄，其衰败之理恰如禅宗末流，其最终没落乃是必然的历史逻辑。
泰州学派对当下乡村治理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宣朝庆教授研究泰州学派之目的，不在于稽古，而在于开新。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生了非常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清末，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几乎崩溃，西方列强侵入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城乡的二元隔离、外国资本的侵入，导致农村凋敝，乡村遂处于涣散状态，很多知识分子为此忧心如焚，大声疾呼。民国时期，内生性的传统乡村治理坍塌了，此时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等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乡村建设实践。这帮知识分子搞乡村建设就是为了从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挽救凋敝的乡村，其中梁漱溟先生提倡村治，要村民自治，晏阳初先生主要从教化入手，搞平民教育，但是仍然不能挽救民国时期乡村逐渐凋敝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共产党的高度政治动员能力，导致1949年到1978年，中国实现了两千年以来没有实现的东西，就是最大限度动员了中国最基层的农民，使他们的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空前觉醒。国家动员能力的增强，反过来也瓦解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固有的乡土社会的治理机制，这实际上导致在1978年之后，当国家政治动员能力减弱、国家制度渗透程度降低之后，农村又出现了大量的乡村治理的真空地带。我们目前的乡村治理面临一个双重的消解，就是一方面内生性的、乡土社会的治理体系没有了，另一方面嵌入式的、依赖国家动员能力的乡村治理也没有了，所以变成“双重消解”，乡村治理才出现大量的真空。今日的乡村治理面临着重构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知识分子在今日中国的乡村发展中仍旧应该弘扬泰州学派开创的经世致用、民间行道的传统，以务实沉潜的姿态，促进农民的精神自觉和农村的社会再造，为中国农村乃至于整个民族的复兴开出一条新路。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7期“书评空间”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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