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6期“冷眼”栏目。
作者：潘飞，北京大学。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清代戏曲作家孔尚任代表作《桃花扇》中的这段唱词常被后人引用，楼起楼塌，要么影射见不得别人好的酸葡萄心态，要么表现将世事看透后的大彻大悟。风水轮流转，花无百日红，岂止是东方禅学中讲究大道轮回的深理？其实，西方人也有一个摩天大楼定律：摩天大楼建成之时，就是危机开始之日，随时存留着倒塌的危险性和可能性。
以“楼”为喻体，大抵可以映射历史各朝各代，社会各方各面，甚至个人各时各期盛败兴衰的发展“铁律”，实在精妙不过。造楼，从工程学来讲，须讲究建材的精良，设计的妙思，修筑的手艺，工程的质量……凡此诸种关键要素，缺一不可。一砖一瓦，皆讲究用心。所谓高楼平地起，“基础”打得是否牢靠，将决定整座楼存留的时间长短，安全牢靠与否。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国，到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中国封建社会就像一座参天大厦，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了几千年，虽然屡屡招致内部腐化、外敌入侵等内外交困的强力破坏，屡经楼塌又楼起的轮回，却始终呈现出百足之虫般的顽强生命力。
著名学者金观涛、刘青峰的“社会超稳定结构”学说从系统论和功能论的角度出发，阐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不时出现动荡，周期性的王朝更迭也不足以化解由政治、经济、文化互相耦合而成的社会结构的停滞性。古代农民起义再气壮山河，也只能视为周期性震荡，并无伤及封建体制的筋骨，中国封建社会这个“超稳定结构”具有的免疫系统、自我修复功能，均令其展现出巨大的保守性和恒久性。当然，这种社会结构也是脆性的，即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偏离，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瓦解，造成贫民为了生存而纷纷起义造反。因此，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系统进行负反馈调节，消除各子系统对适应态的偏离，便对社会实行了全面“强控制”，加强对人身关系的盘剥和监控。其结果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固化和呆板，另一方面给官民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和引爆埋下了导火索。特别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官僚和利益集团)在王朝鼎盛时期为满足其贪欲而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盘剥，越发会加重并激发社会结构中隐藏的矛盾，甚至导致任何试图拯救王朝的“变革”反而会加剧社会危机，使崩溃之日提早到来。因此，作为另一种调节机制的农民起义，便要发挥着剑与火的作用，竭尽全力斩破长期束缚和压榨他们的宗法一体化机构。
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作用之强，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当然，农民起义的发生大大消除了社会结构互不适应的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自我修复并重新统一，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有新建设”，中国封建王朝具有“死而又育”的机制，即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旧王朝，可新建王朝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从政治理念和手段上来看，并没有出现创新，难逃被下一代的农民所推翻的命运，也就是说，夺取胜利果实后的农民起义军逐渐演变成了他们起初反对的那种人，从“反对党”沦为“被反对党”，从“终结者”到“被终结者”，这条颠扑不破的演变规律是值得深思的。
按照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才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当然，如果只是把“创造”二字简单理解为从“无”到“有”的直线过程，未免会陷入偏颇和狭隘的“历史观”中。事实上，历史的创造同时包括无数王朝的“倾覆”和“重构”，都由普通人来完成。旧王朝被推翻，新王朝顺势交棒接力，后朝往往就在前朝大厦垮塌的遗迹上重起炉灶，并无新鲜模样。这就像当代中国农民，拥入北京、上海等城市后，不仅作为建设者参与到新楼的修建过程中，强拆工地上挥舞铁锤的人群中，也常见他们的身影。那么，按照顾伯冲在《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中的观点，他讲究须从“人的立场”去看发起农民起义的那些“泥腿杆子”，人作为第一要素，是“历史”这栋楼的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甚至是破坏者——楼起，抑或楼塌，命运前程始终为“人”所掌控——人的情感、价值观、智力、秉性、恶习等皆对历史的走势产生巨大影响。人为何热衷于造楼，又热心将其拆毁，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便可突破所谓历史研究宏观和微观视野的圈囿，另辟出以“人的立场”为基准线的文明史观。如此，历史仍然是个小姑娘，却不任人打扮，而是时而玲珑有致，时而血肉模糊，总之，是“人化”的事件的复合体。
从正面来看，任何社会制度的制定或设计，皆以“人”为管束、服务对象，从反面来看，作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和主体，人民群众既主导社会革命，还发起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社会改革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从本质上来说，“矛盾”就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缔结的以生产资料的占有，生产成果的分配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甚至社会关系出现的摩擦、对抗甚至决裂状态。并不是自发的调节，而是这种“矛盾”积攒到一种程度后，人的集体性爆发。
就是这样一群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造反者，哪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坐上权力宝座，却是换汤不换药，常常暴露出诸多人性的局限和弱点。不过是同一个人，钻到了不同的戏服里，纵然打扮乔装，可演着演着，仍难免露馅。从他们造反的初衷来说，除了挣脱死的威胁，其对富阔、权力、女色的向往，令其起义目的的纯度大打折扣。起义者对于生灵的涂炭，对于文明的毁灭令人心寒……总之，人性中的种种“恶”和“野”经由战争的推手，被无穷放大，无论是起义领袖还是普通参与者，他们无不集体表现出狂热、糟乱、粗暴、自私、见好就收、一哄而上如此种种劣等的社会人格，他们的加入，不仅没有净化政治风气，反而使得小农意识、草根特性、赌徒性格、窝里斗、目光短浅等民间恶习被带入庙堂，使得中国的官场更加浑浊、混乱。因此，他们本应作为革新者推进时代的进步，却反而滞缓了社会进化的步伐，令早于西方700年进入封建时期的中国却整整晚了400年才从天朝梦魇中摆脱出来。
“百姓嗷嗷苦横征，庙堂谁复问苍生。”我们常常以为能创造历史，却不幸被历史左右命运，受其迫害；我们常常以为能参与历史，却总是成为看客。历史的更迭貌似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治周期循环率，其实，起关键作用的终究不是天意和命运，而是一代一代的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本身。就中国的农民起义者们来说，他们一方面以血肉之躯间歇性地斩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却没有伤筋动骨，一方面又化为黏合剂，把被他们的矛枪戳破撕碎的这具腐朽之躯重新粘接起来。无论是破坏者，还是重建者，他们总是试图改造历史，反过来却最终被历史所讨伐和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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