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上海慷慨地给予犹太人庇护，谱写了民族间的友谊赞歌。但在这些犹太人的回忆录中，却很少提及这段恩情，一些人提到最感激日本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文/李清末
一个月前，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犹太难民与上海”图片展，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旧事再度出现在舆论视野中，国内相关报道多以“大屠杀亲历者泪谢中国”作为标题，在强调中国人善良、乐于助人的同时，有的还捎带了日本人的凶残、蛮横。
1933年—1941年，有3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国只接收了20万犹太人。犹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1939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未来5年内只接受7.5万犹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后，上海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对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上海犹太难民留下的大量回忆文献中，不少人表现出对上海的眷恋，但很少看到他们对上海或上海人表达感恩之情的文字。这与中国的相关报道差异很大。
【为什么是上海】
上海无意中成为了犹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纳粹上台后，对前途悲观的犹太人纷纷逃离德国，严格来说他们是侨民而非难民。“水晶之夜”后，纳粹德国突然加速清除犹太人，那些在“事情不会那么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来观望的犹太人，突然发现自己已变成难民，并且全世界几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罗斯福牵头在法国埃维昂莱班组织讨论接收犹太难民的国际会议，但32个与会国中，除多米尼加外，其余国家皆不愿接收犹太人，牵头者美国也不例外。当时西方盛行反犹主义，即使是对犹太人最友好的美国，也有上百个反犹太团体。
反犹压力使得犹太人即使逃到美国也无法入境，最典型的是“圣路易斯”号邮轮悲剧。1939年5月，九百名犹太难民被纳粹德国用“圣路易斯”号邮轮送至古巴，结果被古巴拒绝，停靠迈阿密登陆又被美国拒绝，只好返回欧洲。他们当中有六百人后来死于集中营。1980年代中国曾引进的美国电影《苦海余生》即以该事件为原型。
电影《苦海余生》海报虽然多米尼加表态接纳10万犹太人，但它无力筹措巨额安置费，而犹太人也不愿去生活环境贫穷且与欧洲相去甚远的国家。此时，万里之外的中国上海因为多重因素叠加，成为唯一选择。
首先是上海租界“国中之国”的独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后，逐渐形成英美等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独立于中国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国领事管辖的公共租界，属于由外国侨民自治的独特地方实体。
由于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国初，外国人旅居上海无需任何手续，1932年，民国政府开始对吴淞口和上海登陆的外国人增设查验护照签证程序，由于传统习惯，上海实际上对任何人都实行落地签，是世界最著名的开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国民政府无法行使行政管辖，而日本还未组建傀儡政权管理上海，进入上海的签证管辖权被虚置，租界无意中扮演了难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沪会战时，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被日军控制，这部分后被称为“日租界”)。
所以，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为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无需签证、无需有人宣誓担保，无需警方证明，无需保证经济独立。
上海不仅有犹太人入境的便利，还有先期定居犹太人的财力。当时上海有两个犹太人集团，一个是英国的巴格达商人，他们中有沙逊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著名富豪，另一个是俄国犹太人，他们虽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颇有财力。
在外滩16铺码头登陆的犹太人并不很像难民，至少从欧洲到上海的逃难并不狼狈，甚至算得上奢侈。他们购买头等舱的船票，在船上开Party，吃高档西餐。在许多犹太人的回忆中，彩带、日本乐队、专用乘务员、蛋糕是他们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战争期间的背井离乡毕竟不同于旅行，上岸后，他们很快就典当完了家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济。巴格达犹太富商第一个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们组建了第一个援助犹太人的COMA委员会，不但提供公寓，还向每位难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进入上海的犹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这时美国犹太人社团组织JDC联合慈善力量，成为救助难民的主要机构。
JDC颁布的援助上海犹太难民文件无论如何，犹太难民过得远比上海当地人要好，亚洲式的贫困令他们印象深刻：“那些拉着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闲逛的中国车夫简直不是人，冬天他们没有暖气，很多中国人在街头被冻死，第二天垃圾车来的时候，尸体直接被抛到了车上。”
日本占领下中国人的不幸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日本人对待犹太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很大，每当中国人过桥时，总会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们，或用烟头烧，但是中国人更厉害，他们回头对伤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打败日本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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