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人物列传之——葛礼山篇
导读：今年7月25日，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纪念日。这场战争对近代中国意义重大，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的失败，又激发了知识界变革政体的要求。同时它也改变了东亚格局，乃至刺激了日本走向扩张道路。甲午战争，因而乃近代中国的重大议题。新浪历史拟推出系列甲午人物列传，回顾中日等各国决策者、参战者故事，纵观两军布阵、解析各方心态，以史为鉴，品评得失。
人物小传：19世纪末担任美国国务卿。
甲午事迹：将在上海的两名日本间谍移交给上海道台。
(文/叶克飞)
总统克里夫兰、国务卿葛礼山，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对搭档。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克里夫兰是个传奇，他是唯一隔届担任美国总统的人。1884年，他结束了共和党连续执政二十余年的局面，第一次担任美国总统，并在任期内成为到目前为止唯一在白宫结婚的总统。1888年，他在大选中失败离任。1892年，他卷土重来，第二次担任美国总统，此时，他的国务卿搭档就是葛礼山。
葛礼山是克里夫兰的好友，二人政治见解也相同，均奉行孤立主义，主张美国只需要管好自己在美洲的利益，不需要介入其他国际争端。这种思维显然与当时一些美国政客的扩张主义相悖。
克里夫兰的第二次任期远比第一次艰难。1893年，费城雷丁铁路公司破产，一场经济大萧条袭来，失业率高企不下，农产品歉收。曾经以立志改革、整顿吏治著称，并获得广泛支持率的他也因此失去了美国民众的信任，黯然收场。
当他离任时，他的搭档葛礼山已经去世，在办公室猝死的他是少数逝于工作岗位上的美国政治家之一。他的猝死多少有些心力交瘁的因素，其中的一个导火索与中日甲午战争有关，即“上海间谍事件”。
上海间谍事件始末
1894年12月1日，记者拉尔夫在《哈泼斯周刊》上发表名为《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的报道，《纽约时报》等随之转载。此文猛烈抨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之所以下此定论，是因为美国政府将两名逃往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避难的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政府。
在文中，两名日本间谍的命运实在悲惨，“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天——有的说是3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对于在野的共和党来说，此事堪称有力武器，他们借机对克里夫兰政府进行猛烈攻击，后来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已是共和党领袖，他鼓动议员开始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要求国务卿葛礼山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一时间议会大乱，支持者与反对者互相攻击。
这两名日本间谍，是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
楠内有次郎曾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就读，学习间谍技术，福原林平则是在报考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落榜后，找负责人直陈心中抱负，被破格录取。这间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为商业机构，实为间谍学校。该校学制三年，课程包括汉语、英语和中日问题研究等。这所著名的间谍学校其实只培养了一届毕业生，共89人，于1893年6月毕业。学生毕业后，还需在清国“实习”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方从日清贸易研究所和另一组织乐善堂中征召了91人入伍，其中部分人从事间谍活动，其中就包括了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
甲午战争爆发后，二人潜伏于上海从事间谍工作，之后奉命去满洲侦查，因故未能及时出行，藏身于法租界时，被清廷的反间谍网络侦破并抓获。在此之前，清廷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日本间谍的问题。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租用英国籍商船高升号出发向朝鲜运兵，在朝鲜丰岛海面，被日本军舰浪速号击沉，由此引发了间谍案。
在高升号从天津塘沽港出发之前，日本信义洋行雇员，德国人满德向李鸿章报告，说“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
此后，李鸿章对日本间谍有了警觉。7月30日，电告总理衙门：“如再有影射奸探，即行查捕。”总理衙门接电，立即行文全国督抚将军，表示“所有沿海沿江及内地各省倭人足迹能到之地，均应一体防缉，以重防务。”
那个“才具甚大”的日本间谍名叫石川伍一，也是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的间谍。8月4日，天津城守营在天津军械局职员刘树棻家里将石川拿获。
石川被捕后第十天，8月14日，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在上海被捕。8月20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
因为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是在法租界被捕，所以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役只能将他们交给法国巡捕房，法国方面随之将他们交给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法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成为调停者，照顾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的侨民利益。早在战争爆发前，日本就请求美国代为保护在中国的侨民。1894 年6 月29 日，日本委托美驻日公使谭恩询问美国政府，“如果日本从北京撤退公使，美国是否愿意居间保护日本在中国的档案及侨民”。葛礼山的回复是：“如果日本政府采取上述步骤，这个请求可能得到总统友谊的考虑，但是没有中国的同意，美国是不能予以考虑的。”换言之，如果清政府同意，美国愿意代为保护日本在中国的侨民，这个态度符合国际原则，也得到了清廷认可，清廷方面也提出美国应代为保护在日华侨。
两名日本间谍以为找到了救星，立马向当时的美国总领事佐尼干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要求庇护。佐尼干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以“事关重大，须电驻京大臣”为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硬立场，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田夏礼提出严正交涉，田夏礼之所以是临时公使，是因为正牌公使是他的父亲，此时正回国休养，由其代办一切事务。同时，清廷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田夏礼以“尚未接到该总领事详报，无知悉此案详细情形，是以未便遽照所请饬行办理。除俟接有详报再行照复外，相应先行照复贵王大臣查照可也”为由，将此事搪塞过去。 但作为时任美国国务卿，律师出身的葛礼山对此事的态度是尊重法理。他立刻指示田夏礼，表示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要分清日本守法公民与日本间谍，间谍不在保护之列。
这不是日本人第一次给葛礼山添麻烦，在旅顺大屠杀发生后，葛礼山就曾为美日已达成缔结改证条约协议，并即将由参议院通过而为难。当时，《世界报》刊登了记者克里曼的著名通讯，记录旅顺大屠杀。后来，该报刊登了葛礼山的一段讲话，题为《葛礼山向本报表示谢意》，葛礼山在讲话中称“要是直言不讳的话，刚开始我对克里曼的特电持怀疑态度，认为写得过于夸大其词。因为根本没有想到如此残暴行径持续数日，而我国政府代表没有做任何报告。日本外务大臣发给《世界报》的电报，证实了克里曼的特电。从电报中可以看得出，占领旅顺后发生的屠杀，远比外界知道的残酷得多。”后来，葛礼山还特别告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若日军在旅顺口屠杀中国人传闻属实，参议院的通过必将引起极大困难。”
田夏礼起初不同意葛礼山的引渡指示，认为美国既然有调停责任，在华日本人就应该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所以不应引渡，而是应该接受美国领事的裁判。他还认为，一旦将两名日本人引渡给中国，必然会遭刑讯折磨和残酷处决。当清政府照会田夏礼，希望他执行他的美国上级下达的指示时，田夏礼甚至还表示“二十五日下午已接到本国外部来电，内系仍欲详知此案情形。经于二十六日具电声复，请外部及时饬知此案应如何办理。想今明二日内， 定有外部电复。俟接到时，自当知照贵署即行照办也”，以此为由拒绝执行。
但葛礼山始终坚持己见，要求将两名日本间谍引渡给中国政府。他一方面致电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表示“此保护权为该政府临时授予彼等者，仅扩大至帮助居住于清国之守法日本臣民，并未授予日人以超地区权，亦不应将领事馆或公使馆变为某些违犯当地法律或违犯交战条约之日人避难所。此保护权必须非官方地、坚持不懈地以中立态度行使。总领事馆不应接受两名尚未查清之日本臣民，亦无权收留彼等。”另一方面致电田夏礼，对其保护中日两国侨民的行为给予表扬的同时，还详细说明了保护中日两国侨民应坚持的原则。他认为，为中日两国侨民提供保护是非官方性质的，“作为被派进该政府者，要求您辨别是非，谨慎从事。此职务为非官方者，美国公使不能作为另一国家之官方外交代表行事，此种官方关系乃美国宪法所不允许。除此而外，即将履行之职务，意味着个人与非官方之行动”。另外，在处理事务时应保持中立国的公正性，“中立国对待犹如相互矛盾的党派的两国之态度， 应是不带有任何偏向之和睦态度”。另外还应将日本侨民和美国公民区别开来，“本政府为在华之日本臣民提供帮助时，不能将此等臣民与美国臣民等同起来，并授予他们作为日本帝国臣民所喜欢之治外法权。既不能使其服从美国法律或服从我公使或领事之裁判权，亦不能允许将我向慕正义之使馆或领事馆变为对抗法律之罪犯避难所。一句话，在华之日本臣民仍为有自己君主之臣民，并一如既往地服从当地法律”。其中，日本间谍不在保护之列，不能将日本间谍保护于美国公使馆内，成为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处理日本间谍的重要原则。
当然，出于人道主义，葛礼山还和中国驻美公使杨儒达成君子协议，中国政府承诺给日本间谍公正的审判，并在老田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终审判决。
但事情之后的发展跟这个君子协议完全相反，不久后，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从上海被押送到南京，随后被处决。此外，美国还介入了两起日本间谍事件，被捕间谍亦遭处决。
这使得田夏礼十分不满，他继续致信葛礼山，认为葛礼山向中国政府妥协，将会破坏西方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与此同时，许多在华洋人也对葛礼山不满，认为他的行为伤了洋人面子。美国驻宁波领事福乐将此事告知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洛奇，寻求国内“声援”，洛奇随即在国会对葛礼山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险些启动弹劾。在议员鼓动下，美国报章开始连篇累牍报道上海间谍事件，攻击葛礼山和现政府，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两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泼斯周刊》的报道因直接采访了佐尼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纽约世界报》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亲政府的报刊则在葛礼山协调下，展开了微弱的还击，为政府的行为辩护。
一起外交事件演变为内部政治斗争，自然令葛礼山大为不满，总统克里夫兰也支持葛礼山，怒斥田夏礼和佐尼干等人。田夏礼等眼见事情闹大了，只能改口径，表示两名日本人确实从事了间谍活动。
葛礼山的发泄对象绝不仅仅是自己人，还有中国驻美公使杨儒。葛礼山认为对方没有遵守约定，中国政府擅自处决了那两名日本间谍。杨儒起先推说中国政府实施处决，此后又称他并未向葛礼山做出不处决的承诺，一切都属葛礼山误会。
唯一让葛礼山“欣慰”的，是日本外交机构的“冷静”。日本人在研究了相关法律后，同样认为美国政府没有权利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所以，他们虽然将被处决的日本间谍奉为“烈士”，但并未指责美国人不仗义。
葛礼山与首次介入国际事务的美国
上海间谍事件只是甲午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并非美国作为“调停者”的全部。早在1894年7月，日益强大的美国就拒绝了英方首次提出的联合调停，明确表示要单独调停，葛礼山表示“将成为争端的问题付诸仲裁”，“美国政府不能超出一个友好中立国的调停，而且美国政府已向日本作了如此调停，我不相信总统觉得有权作进一步的斡旋”，“美国政府不能和他国联合，作甚至是友谊的干涉”。显然，经济上突飞猛进的美国，已经有能力在远东不再追随英国，实行独立的政策。
在那之前，美国已经在外交事务中体现了这样的态度。战争尚未打响时，面对中日军队在朝鲜的紧张局势，朝鲜为求自保，寄望于各国援助。朝鲜驻美公使曾拜访美国国务院，表示朝鲜国境内存在大批中日军队，严重威胁独立，希望美国政府“作无私的建言及友谊的调停”。美国方面表示同意，并向美国驻朝鲜公使发电，希望其尽力维护朝鲜和平。但日方咄咄逼人，清廷也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那年6月28日，朝鲜驻美公使访问葛礼山，希望对方能召开一个强而有力的国际会议进行调停，避免冲突。几日后，朝鲜公使再度拜访葛礼山，“郑重地请求美国政府指示其驻中国、日本及朝鲜的代表们，用他们的力量来避免任何冲突，并要求驻朝鲜各国军队尽速撤退”
但作为孤立主义者，葛礼山的策略是保持中立，他声称：“美国同情朝鲜政府，希望看到它的主权受到尊重，但是美国必须对朝鲜及其他国家保持公平的中立态度，美国仅能以友谊的方式对日本施加影响，美国绝不能同其他国家一起进行联合干涉。”
面对朝鲜的多次调停请求，美国最终表示“中立”， 只是对日本不撤兵的问题进行了照会，并不对日本的行为进行干涉。几天后，葛礼山与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进行交谈，谈到了朝鲜请求调停的事情，同时表示对“日本显然要与中国朝鲜土地上作战，美国深表遗憾”。
这种保持中立的调停，对事态发展毫无改善作用，对日本更是全无约束。葛礼山曾在一份电文中表示朝鲜半岛很可能会发生战争，但他显然不打算实质性介入这场纷争。
对于清廷，葛礼山的态度同样如此。当时，李鸿章希望驻美公使杨儒力促美国调停。杨儒随即拜访美国国务院，希望美国劝说日本，避免战争。但葛礼山当时的回复是：“美国希望继续并加强它和中国及日本的友谊关系；我诚恳地希望看到各国能够和平相处，但在它们之间，我们除了斡旋之外，不能作别的干涉； 我们没有权力，而且也不愿意进一步去做；我曾按照总统的指示，为了和平的利益，经由我国驻东京公使谭恩，向日本提出一个强硬但是友谊的规劝；我们看不出我们还能够进一步去做；我们不能与其他国家联合作任何干涉。”当杨儒表示战争将不可避免，并询问葛礼山的看法和对策时，葛礼山仍然打太极，表示“从谭恩及其他方面收到的消息来看，很难相信日本将立即诉诸战争；对于中国，有一个其他国家曾经采用过的方法，就是提议用友谊的仲裁来解决。”
战后调停，前国务卿出马
尽管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进程中，葛礼山的思路一度遭遇国内抨击，甚至给总统克里夫兰也带来了麻烦。但有一点始终未变的，是美国坚持独立调停的态度。
这种态度，背景是美国国力的增强。在战争后期，葛礼山依然坚持此态度，并使得美国介入之后的谈判中。
1894 年11 月初，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多次拜访葛礼山，希望美国总统按照美国的政策，遵循著名的调停前例出面斡旋，结束目前的战争。葛礼山则表示“美因办法欠公，不允预闻”，侧面表达了单独调停的态度。他还称“中国此时言和，恐为人藐视。欧洲各国伺隙者多，均有利中韩土地之心，后患可虑。美深盼息兵，且愿中国得体，别无意见”，“中国须获一大胜，议和方得体”。
葛礼山还和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进行了多次会谈，表明了美国“善意、公平的动机”，他明确表示“这次战争并不危害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因此美国对交战国处在绝对的、公平的中立地位；美国总统无论如何希望恢复和平，但只能依据双方要求作一个调处人而已，不能超越这个限度”。
此时的葛礼山，已经与总统克里夫兰确定了美国的调停原则，大致有如下四条：“一、日清战争对美国之外交策略无任何损害，故美国绝非出于自国之策略而调停者。然今者，欧洲诸国欲联合干涉日清两国之战争，其结果不无不利于日本国之虑。因而美国大总统完全出于对日本之友谊，谋求今日两国之和平，决意以公平进行调停之尝试。但此次调停实为对两国友谊之调停，对此，两国政府应皆无异议。但如并非所望，则不欲为之。二、日清开战以来，日本于海陆同时连战连捷。日军跋涉清土；再进，将迫于北京城。日本国之武威，业已光辉于宇内，位居世界强国之一。故因今日合众国之调停而中止战争，毫不损害日本之名誉。三、如日本政府受各国之抑制，而有与英国或其他一、二盟国启开战端之时，虽与合众国无关，但合众国及合众国人民一般情谊则在日本。故美国是否严守中立地位而为袖手旁观者，乃该国政治家必须考虑之一大事件。四、美国政府立于日清两国间为友谊之调停时，对其措施绝不容英国插手其间。英国目前对其殖民地政策上之痛创，须臾不能等闲视之。因彼之加奈陀维持策与合众国有直接关系，故每恐因 此破坏其感情。”其主旨仍然是“必须单独调停”。其后，英国再次提出五国联合调停，美国政府表示拒绝。
1894年11月6日，葛礼山致电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让他照会日本政府，表示美国愿意为结束目前战争出面单独调停。同日，他又致电田夏礼，让他极力阻止和压制清政府向俄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寻求外交支持。他还应允了日本方面请求美国敦促清政府尽快批准互换条约的要求，并为此召见清驻美公使杨儒，表示“日本之要求当与不当，本官虽难以说明，但请清国对今日之状况加以重新考虑。如清国因有足以挽回今日处境之良策， 而特意拖延和平条约之批准，日本则将从事更大规模之战争。”
在清朝与日本开启谈判后，美国政府委派前国务卿科士达以“私人”身分充任清方全权大臣的“顾问”。葛礼山对科士达的出行，态度是其担任清方顾问绝无不妥，但必须声明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只代表个人。由学界以往的观点来看，对科士达的看法多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成分，认为他亲日，实则是美国政府代言人，以恐吓威胁手段向清政府施压，帮助日本达到侵略目的。
这种说法在极左年代里当然有市场，但实际上有失偏颇。科士达当然不是活雷锋，不会一心为了清朝利益参与谈判，葛礼山同样如此，但他们未必亲日，最看重的实则是美国利益。而且，当李鸿章在谈判过程中遇刺时，引来极大同情，美方还借此向日方施压。当日本试图占领台湾时，美国还派军舰到安平及淡水一带活动，甚至派海军陆战队上岸驻扎。
客观来说，科士达本人在谈判中的表现也是相对公正的。比如谈判队伍抵达日本广岛后，日本处处为难，乃至大臣张荫桓一行不能与北京方面通密电，科士达就此事极力争取，表示现在是和平会谈时期，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刁难报复。
广岛谈判终止后，科士达回到中国，极力游说李鸿章出任议和大臣，希望展开第二次谈判，恢复远东和平。在后来的马关议和中，科士达继续担任顾问。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岛和马关的两次谈判期间，葛礼山作为科士达背后的人，态度相当清醒。他曾屡屡提示日方，认为蠢蠢欲动的俄国不可信赖，对日本而言，“避免于大陆上与俄国接近，以海洋为防御线，对日本方为上策”。这些提议一方面是为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后事
上海间谍风波让葛礼山耗尽心力，不久后，他猝死于办公室。
但“成功”处决了两名日本间谍的清政府，绝非此事的赢家。这起上海间谍事件使得美国内部出现了纷争，扩张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发生碰撞，同时也使得这一事件持续发酵，举世关注。在西方国家看来，日本间谍固然有罪，被处决也并非无理，但中国对两名间谍实施酷刑，却体现了野蛮落后的一面，不遵守与葛礼山的口头协议，亦体现了不够诚信的一面。有人认为，这起事件为日后的排华运动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础。在甲午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多认为这是一场文明(指日本)与野蛮(指清廷)的战争，是进步战胜保守，当时的西方媒体与其后的西方史家多数对中国缺少同情，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甲午战争是内战后的美国第一次介入国际事务。起初的美国，在外交事务上奉行理想主义，但清政府的回应使得理想破碎。在此之后，美国的东亚政策被彻底修改，不干预主义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炮舰政策和主动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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