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推荐语：中国的城市化降低了自杀率。假设这一研究在数据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富士康的工人自杀是异常点吗)，那么，这将带来两个方面的启发。一是对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启发。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不仅会提高新移民的经济收入，而且会在某些方面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可惜，从最近一些新政策来看，城市化的趋势可能会放慢甚至倒退，这是令人叹息的。第二个启发是对社会学研究的反思。城市化带来的疏离是否被高估了，至少对中国的农民工而言，是否城市生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社交支持和社会关系？当然，即使有老乡和工友的互助，城乡居民之间的真正融合，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这篇题为《自边缘归来》(Back from the edge)的文章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农村年轻妇女的自杀率高得惊人。根据2002年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数据，1995年至1999年，每10万中国人中年均自杀23.2人。今年，香港大学研究人员发布的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1年这个数字下降至9.8人。
这份报告的合著者之一、香港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教授表示，任何国家的自杀率都没有过如此迅速的下降。而且，专家们表示，中国还是在既未大幅改善心理健康服务，也没有为降低自杀率进行宣传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一成就。35岁以下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下降幅度最大，似乎已下降90%。在2002年的柳叶刀报告里，这一组群中每10万人中有37.8人自杀，但新的报告中，每10万人中只有略超过3个人自杀。
数据图事实上，自杀率下降不仅是这一个组群，中国城市人口的自杀率也在下降。香港大学的报告显示，2002年至2011年，每10万城市人口中自杀人数降到了5.3个，降幅达59%。报告称，“多个研究报告和官方数据均显示，长期来看，所有群组的自杀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或是任何年龄段的男性或是女性。”最简要的解释是，尽管污染、食品安全和房价令人忧虑，但生活标准和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上升。专家还认为，农村大家庭的“裂变”也减少了引发自杀的家庭冲突。
对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原因，《经济学人》文章称，两种社会力量促使自杀率下降：人口迁徙和城市中产阶层崛起。到城市打工，即便被视为二等公民，也成为许多年轻农村女性的“生路”，使她们得以逃脱父母的压力、不幸的婚姻、刻薄的婆婆和贫穷农村生活的其他束缚。这还使他们远离农村中最“简便”的自杀方式：喝农药。这在农村自杀案例中占近60%，而且通常为冲动之举。此外，农药的毒性下降也是原因之一。
叶兆辉团队对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原因解释看起来似乎和此前通行理论相悖。法国19世纪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理论认为：“城市化、现代化以及社会经济的进步将会加剧社会疏离感和更高的自杀率。”诚然，部分发达国家的数据与涂尔干的理论是相符的。自200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每十万人自杀数的平均值从11.6增长到了14。中国的邻居韩国和日本拥有更高的自杀率——在2012年，韩国的数据是每28.1，日本也超过了21。中国的数据似乎无法以经验解释，但或许这正是重新思考这一理论的开端。
(摘自观察者网，201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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